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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大溪檔案》的略賬（“廈門分行代付撥交聯勤總部吳署長嵩慶黃金數量”，有別於第一、四批及以後1949年8月從美國運回的第五、六批，在兩岸的“中央銀行”及蔣的《大溪檔案》裡明明白白記著一筆筆的支出）。這裡當然牽扯到當年國民黨內部的鬥爭。
在1949年上海解放前的半年裡，國民黨政府也不斷用商船軍艦運出大量白銀及銀元，總量在3000噸以上，連起義的“重慶號”巡洋艦上也裝有30萬塊銀元。1949年後半年裡，“嫡系”國民黨軍隊的薪餉就是發銀圓與黃金。因而，筆者也提出白銀（數千萬以上的銀元及近億兩的銀錠）及在國外新鑄的銀圓，在國民黨政府軍費及國共內戰時所充當的重要角色。
紀念先父逝世五週年一文發表後不久，又幸得機會訪問了先父舊屬李光烈，他在1949年奉派去廈門鼓浪嶼負責提調軍費黃金銀圓，用一本密碼與先父單線聯絡，也是詹特芳提到過的人。筆者1997年在《傳記文學》上發表《上海中央銀行黃金從廈門轉運臺灣的補充及一點建議》，此“一點建議”就是提議臺灣當局，以部分運臺“剩餘”黃金所值的利息，來設立“中華世紀黃金教育基金”，主要為增進兩岸善意互動，也對大陸許多由於這些“現金”運臺而導致金圓券狂貶、受損的老百姓的一點象徵性的“補償”——此“現金”是當年國幣金圓券的準備金。同時，也切望當年的直接受益者，如以大量此黃金及外匯為開辦費的私營企業臺灣《聯合報》（含美洲《世界日報》）能出錢出力，共襄盛舉。
李光烈後來又接受香港《亞洲週刊》訪問，並被北京《參考訊息》（1998年5月1日，如圖）轉載，此為繼李敖、詹特芳之後，先父經手的黃金軍費部分更廣泛地為國人所知。文中還提到， 臺灣“中央銀行”的負責人承認，當時臺北的文園國庫尚存有大陸運來“剩餘”的黃金近100萬市兩，佔總庫存量的百分之（如圖中的文末）。
之後，筆者又訪問了當年代表“總統府”，在臺北把“剩餘”軍費黃金，於1949—1950年兌換為新臺幣發作國民黨軍隊軍餉的趙志華，併發掘出此軍費金銀也曾提作蔣介石下野期間（1949年1月至1950年3月），從溪口、廣州、重慶、成都到臺北的“蔣介石總裁辦公室”的經費，這裡面還包括了蔣在1949年七八月裡訪問菲律賓季裡諾總統與南朝鮮李承晚
圖 1998年5月1日，北京《參考訊息》轉載的香港《亞洲週刊》訪問李光烈一文也提及先父與筆者（此文由北京協和醫科大學王世真院士提供）
黃金秘檔浮出水面（3）
總統的費用。於是我繼續寫了《從一張借據說起——談上海中央銀行黃金運臺後的流向及引退後“蔣總裁辦公室”的經費來源》（《傳記文學》1997年12月）一文。由於趙志華往來“財務署”及臺灣銀行，也導引筆者對運臺後這筆黃金的流向開始注意。如全是用於正途，奉於公眾（如作軍餉、政費、買軍民糧食），也可給兩岸人民一個明確交代及一點安慰；但如是假公濟私（如作《聯合報》的開辦費），也只能秉筆直書，給近代史留下真實記錄。
至於對這些國庫資金數量的追蹤，要提到先父老友周宏濤，他曾在國民黨政府關鍵時刻（1943—1958）擔任蔣介石“總裁”的機要秘書。2003年他把在“侍從室”的資料交給一位職業撰稿人，出版了《蔣公與我》（天下文化社），把大溪的《蔣中正檔案》（此即前曾提及的《大溪檔案》，現收藏於臺北“國史館”以下簡稱大溪檔案中有關國共內戰時的重要事件，包括財經方面，擇要公諸於世。書中特別提及1949年2月8日他奉命從奉化飛上海，去傳達蔣總裁的指示，將上海央行黃金及其他資金“運至安全地區，以免落入解放軍之手”。他在外灘的央行從劉攻芸（繼俞鴻鈞任央行總裁）處得知：“……目前全國黃金存量，運到臺北260萬兩、廈門90萬兩（按：經財務署細點後才知是99萬兩），放在美國38萬兩，上海僅存28萬兩，承兌支用40萬兩……此外還有數千萬銀元。”這就是當年央行國庫賬面上的總共456萬市兩黃金和大致儲存地點。（俞鴻鈞1949年1月28日給蔣的一封密電裡記載的，較劉所說的黃金量要多14萬兩，即470萬兩）周的任務在1949年2月8日及10日兩天的《蔣介石日記》裡都有記載。運到臺灣的數量總結於表。
表1。 1 《中央銀行檔案》與《大溪檔案》記載黃金量 對照表
黃金（批次） 注① 年/月/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