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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上，除非美聯儲那時候對低利息率催生經濟蕭條的風險就相當警覺。而且請記住，除了低利息率之外，還有其他因素也對引發經濟蕭條的金融危機做出了“貢獻”：抵押擔保貸款的營銷攻勢，廣泛存在的風險嗜好，高度競爭、很少監管的金融產業，以及債務證券化。
第二，在金融監管中，政府和私人部門之間的界線模糊了。對於布什政府來講，這一點尤為突出。伯南克和保爾森都不是政客，也不是職業公務員，儘管伯南克曾經在政府中工作過六年，保爾森先前是投資銀行家，只有最後兩年是在政府工作（他現在已經離開了）。他們二人的主要顧問都是（就保爾森來講，過去是）投資銀行家和學術經濟學家，而不是美聯儲和財政部的職業僱員，儘管有一個重要的例外，就是蒂莫西·蓋特納，他在擔任奧巴馬政府財政部長之前，是紐約聯邦儲備銀行行長。甚至對於金融股票空頭交易的臨時禁令——這似乎反映了人們印象中政客對投機行為所持的那種無知的敵意——都受到了摩根·士丹利的執行長和其他金融家的極力敦促。白宮、國會和懶惰的證券與交易委員會在布什政府末期反擊經濟蕭條的措施制定上都是小角色。實際上，政府把挽救由華爾街造成的經濟危機的權力又授予了華爾街。書 包 網 txt小說上傳分享
第七章 關於資本主義和政府我們學到了什麼（2）
我並不是批評將金融危機的處理委派給金融專家而非政客和官僚的做法。但這是一個進一步的證據，表明金融危機實際上是資本主義的危機，而非政府的失敗。
政府在這場危機中所起的關鍵作用是放任而非鼓勵。政府數十年來對銀行——以及更一般地說，信貸行業——疏於監管，放任私人行動者——銀行家、抵押貸款經紀人、房地產銷售商、房主等——做出理性自利的決策，引發了金融危機，政府卻無力阻止其惡化成為經濟蕭條。政府的不作為催生了市場的一次深刻的失敗。這種不作為在一定程度上是政治壓力的結果（保持低利息率，保持繁榮的假象，贏得強大政治勢力的好感，因為這勢力——並非偶然地——是政治競選的重要贊助者）。不過，它也是政府官員自滿的結果，是天然地假定政府官員取得了預防經濟蕭條的有效工具的結果；在經濟大蕭條於1933年3月觸底的75年之後，沒有人預見到它還會重演——人們以為經濟蕭條已成為“歷史”。政府的不作為還是自由市場意識形態的一個結果，該意識形態在相當大的程度上為克林頓政府，以及就此而言還可以追溯至1970年代的若干克林頓前任政府所持有，1970年代是金融產業反監管運動開始的年代。這種意識形態承諾被布什政府推到了一個新高度，並在證券與交易委員會未能覺察麥道夫詐騙的事件上典型地表現出來。
政府在監管上出現了重大失敗，但這一事實也不應掩蓋市場的失敗。更準確地說，是不能掩蓋——實際上它凸顯了——政府更好地監管市場之必要性，以保障金融市場穩定性這一公共善品。政府並非完全是消極被動的。2000年代初期極低的利息率就是政府政策故意造成的結果，低利息率鼓勵了銀行提高其資金槓桿比率。但是機會的存在並不等於決定利用它。沒什麼東西強迫貸款人在利息率下降的時候提高其資金槓桿比率。企業也可以在借款增加的同時按比例增加其淨資產，以此維繫其資產負債比率不變。銀行必須經過決策才能提高資金槓桿比率，不能允許它們把決策的責任轉嫁給政府（“是放鬆監管使我這樣做的”），也不能允許它們把責任轉嫁給金融工具，例如住房抵押貸款證券和信用違約掉期，這些工具看起來降低了資金槓桿比率的風險。那些金融工具是在私人部門發展起來的，受到私人部門的信賴，並對私人部門產生影響。
不管相關責任問題怎麼解決，政府失敗和市場失靈都毫無疑問是事實，對於重大政府失敗的標準政治對策是監管和改組。後者經常比前者更具優先性。政府想要證明它在採取措施預防事件重演，而要做到這一點，最廉價、最顯眼也是最具戲劇性的方式就是向世人展示它已經“收到了那訊息”，“正在做一些事情”以實現改組。但是，要在危機之中進行改組，以及類似地，在危機之中進行監管與監管機制重構，都肯定會引起混亂。推行上述兩種措施的理由在於，改變金融監管制度結構的能力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衰微；總統的權力現在正處於巔峰，應該發揮作用，而且毫無疑問也會發揮作用。但是，如我將在第十章中論辯的，在對經濟蕭條的抗擊中，政府官員們目前正困頓於此時此地必須化解的種種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就如何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