亂世浮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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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禿湔ǎ�惺焙虻サピ諶嗣且��醯�蛩�惱�閭鸕氖焙潁�吹仿搖！�1944年，抗戰到了最艱苦的時候，日軍為扭轉整個太平洋戰局，在中國大陸瘋狂進攻。國民黨軍隊屢屢慘敗，日寇長驅直入。而在這一年，老舍的情緒似乎特別壞，甚至有些悲觀。在給友人的信中，老舍這樣說：“頭暈，心緒惡，老想死了倒乾脆！”後來日軍攻進貴州，佔領獨山、都勻等地。重慶一片譁然，很多人做好了逃難的打算。嘉陵江畔

友人蕭伯青問老舍：“您怎麼辦？”老舍脫口而出：“我早已下定決心，如果日寇從南邊打來，我就向北邊走，北面就是滔滔的嘉陵江，那裡便是我的歸宿！”此話傳出後，朋友們紛紛寫信詢問虛實，老舍在給友人王冶秋的信中說：“假若不幸敵人真攻進來，我們有什麼地方，方法，可跑呢？蓬子（姚蓬子）說可同他的家眷暫避到廣安去。廣安有什麼安全？絲毫也看不出！不用再跑了，坐等為妙；嘉陵江又近又沒蓋兒！”誠然，老舍這番話確實是他悲觀情緒的集中表露，但老舍只是個普通人，在當時的境況中想必沒有幾個人能樂觀得起來，畢竟普通人聽到的只是自己的軍隊如摧枯拉朽般潰敗的訊息。但無論如何，老舍的態度無可非議，他願以身殉國的姿態可敬可佩。如果中國少一些出於利害的實用考慮，多一些老舍式的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悲劇精神，國家幸甚，民族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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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筆必須是炮，也須是刺刀”（1）

我們可以這樣說，抗戰爆發以前，老舍是一個純文學作家。老舍自開始創作起，就逐漸形成了明確的看法，“文學創作的最高境界，是要能夠寫出像但丁《神曲》那樣的，直抵人們‘靈的生活’的文學——‘靈的文學’”。老舍的創作並不追趕文藝的大潮，他總是用他那辛勤的筆默默地耕耘，他的創作遵循藝術規律，追求藝術完美。老舍堅決反對把文學作為宣傳的工具，他一再強調：“文學作品的成功與否，在乎它有藝術價值沒有，它內容上的含蘊是次要的。”“不管所宣傳的主義是什麼和好不好，多少是叫文藝受損失的。”與此相應，老舍抗戰前創作的主題主要是對中國市民世界的批判，對民族矛盾則涉足較少。老舍在作品中感慨：“想打倒帝國主義麼，啊，得先充實自己的學問與知識，否則喊啞了嗓子只有自己受難而已。”

如果說在抗戰之前，老舍對社會政治採取王顧左右而言他的旁觀立場，那麼，在強寇迫近、家國瀕危之際，他的全部良知都在命令著他的心與身，放棄一切個人的情緒，以中華民族的最高利益為重，以筆為槍，“寫什麼都好，怎樣寫都行，只要它有益於抗戰”。自抗戰爆發以後，特別是自從老舍南下武漢之後，他的文學創作活動就出現了根本性變化。以前，他孜孜以求作品的藝術品格，並且推出了《二馬》、《離婚》、《駱駝祥子》等足以傳世的藝術珍品，此時，他卻毅然地一改舊觀，不再流連於藝術之神的聖美殿堂，為了宣傳抗戰，他寧願犧牲自己的藝術品格。“抗戰第一。我的力量都在一支筆上，這支筆須服從抗戰的命令”。“在戰爭中，大炮有用，刺刀也有用，同樣的，在抗戰中，寫小說戲劇有用，寫鼓詞小曲也有用。我的筆須是炮，也須是刺刀。我不管什麼是大手筆、什麼是小手筆；只要是有實際的功用與效果的，我就肯去學習，去試作。我以為，在抗戰中，我不僅應當是個作者，也應當是個最關心戰爭的國民；我是個國民，我就該盡力於抗戰；我不會放槍，好，讓我用筆代替槍吧。”戰爭幾乎改變了一切人的生活軌跡，同樣，戰爭也在改變著老舍。老舍停止了已經寫了十萬餘言的兩部長篇小說，開始集中筆墨致力於通俗文藝的寫作。他不顧得失譭譽，大膽地探索、嘗試各種民間的通俗文藝形式，“於小說雜文之外，我還練習了鼓詞，舊劇，民歌，話劇，新詩。……我寫了舊形式新內容的戲劇，寫了大鼓書，寫了河南墜子，甚至於寫了數來寶。”對於自己在這一時期的寫作，老舍後來在《八方風雨》中回憶說：“人家要什麼，我寫什麼。我只求盡力，而不考慮自己應當寫什麼，假若寫大鼓書詞有用，好，就寫大鼓書詞。藝術麼？自己的文名麼？都在其次。”

老舍與孩子

發生變化的，不僅是老舍的文學思想。在“抗戰高於一切”，“救亡高於啟蒙”的氛圍中，他的文化心理也在發生變化。抗戰爆發前，老舍是以一個文學家的身份參與社會，主要是從文化批判和社會批判的角度觀照社會、人生。從這一個角度出發，他看到的是傳統文化影響下國人（如老馬、張大哥、貓人）的愚昧麻木、貪生怕死、苟活自私，並在《二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