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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不，我開車呢。”我連忙擺手。
“第一次來這兒吧？”她優雅地吸了一口煙，然後主人般地問我。
“是啊。”我回答道。這裡的環境，她的打扮和做派，不禁讓我想起了“百變天后”，“大姐大”之類的事情。
“你帶身份證了嗎？”她這時又問。
我一愣，心想，丁力沒跟我說要查身份證啊，他的諮詢者都這麼小心嗎？不過我還是說，“有”，然後從錢包中抽出身份證遞給她。
她拿過去，在燈下仔細看了一會兒才把身份證交回給我，然後又問我，“你是幹什麼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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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設計。”我說。
“喜歡女人是吧？”她說著，嘴角似笑非笑地翹起來。
我又是一愣，臉下意識地有點紅，想不到她說話這麼直接，於是我有點尷尬地回答到，“當然，我很正常，是異性戀。”
她正要答話，手機忽然刺耳地響了起來。她接了電話，聽了一會兒，就拍了一下桌子罵道，“白痴啊，還不趕緊走，先別回學校。”然後她站起來，示意性地指了指電話，就走向了酒吧外面。
桌畔只剩下我和對面那瓶孤零零的“小二”，我百無聊賴地等著，足足等了二十分鐘她才返回來。她手上的香菸沒了，她對我說，“抱歉，先生，我有事得先走一步。您告訴我您喜歡什麼樣的，文靜的、狂野的，文科的，還是理科的，我手上什麼人都有，而且保證都是大學生，不信的話每回您可以查她們的學生證。”
我就是再豬頭，這回也聽出不對來了。我靠，到底是在搞什麼，於是我小心翼翼地問，“你，你是喻青青吧？”。
“是啊。”她說。
“那你認識丁力大夫嗎？”我問。
“我不認識啊。”她詫異地說。
那天晚上，我是狼狽地竄出酒吧的。雖然我也喜歡女人，也喜歡現在的女大學生，可是當時的心態實在是滿擰。我本來是抱著治病救人的態度去的，可弄半天被人當成色中餓鬼了。逃出酒吧時，由於有點匆忙，我還在門口絆了一下，後面傳來服務小姐嗤嗤的笑聲。我開啟車門，發動了車，一個轉彎迅速開了出去。開了好半天，直到上了高速，我才暗暗嘆了一口氣。靠，這他媽叫什麼事兒，亂搞什麼呢？我開啟車窗，把那張寫著地址和喻青青電話的紙條，團成一團一下扔進黑暗之中。
丁力果然在不久之後就去了澳大利亞。因此業餘心理診所處於半停業狀態，不過一些重要的長期客人丁力已經打了招呼，他們都表示理解。我供職的事務所目前沒有什麼活兒，上班不上班皆可，所以我每天總是在起床與不起床之間做著艱難的抉擇。有時起得猛了，我就去事務所打個照面，下午的時候溜出來，到“咖啡共和”去泡著，點一杯“墨西哥的日落時分”消磨時間。有時晚上去找老刁，共進晚餐之後，先研究他每次都會更改的出行計劃，提出一些不著邊際的建議，然後找出老刁的那本舊歌本，彈著吉他共展歌喉，一起為民間音樂事業做出微薄貢獻直至深夜。
可有時我什麼也不想幹，就是靠在床上抽著煙盯著窗外無盡的曠野，從天明到日落，恍惚之間還似乎看到米蘭晃動著的優雅的身影。
還好，在百無聊賴之際，我在“咖啡共和”發現了一個合同。那個合同寫得很簡單：覓有意幫忙者，尋找一枚丟失的金幣，本人將竭盡全力提供丟失前細節。找到者謝儀若干，找不到者謝儀若干。
努力忘記的日落時分（4）
顯然這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誰知道那塊金幣丟在哪兒？它到底還在不在？不過，這個任務對我倒具有特殊的實在性，它至少是我目前枯乾的生活中一種無源之水。因為我需要擺脫現在的這種不良迴圈：孤寂，回憶，更孤寂，更加回憶。乾點無聊的事總比什麼都不幹好，於是我毅然接下了這份合同，雙方在e—mail上交流了幾回，最終決定在“咖啡共和”見面。
見面那天，我特意地打扮得整齊一些，還打了一條領帶。人要衣妝，佛要金妝，這個道理我懂，衣服穿得正式些在談判中容易取得信任。下午三點，咖啡館裡人並不多，我坐在三樓一個靠窗的位子。很準時，兩點五十八分，一陣高跟鞋的聲音敲動著木質樓梯漸驅漸近，我抬起頭看見，我未來的僱主上來了。她是一個短髮的女孩，穿著白襯衣，藍色的牛仔裙，揹著大大的書包，腳下一雙皮拖。她徑直走過來，走到我面前，我們剛要打招呼，卻一下子愣住了，對視了好一會兒，我才說，“我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