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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這慾望，除非受到暴力或某種強烈需要的抑制，否則是幾乎壓制不住的。天性要求，在緊張勞動之後，有一定程度的縱情快樂，有時只是悠閒自在一會，有時卻是閒遊浪蕩和消遣娛樂。如不依從這要求，其結果常是很危險的，有時是致命的，不然，遲早亦會產生職業上的陣殊疾病。如果僱主聽從理性及人道主義的主宰，就不應常常鼓勵勞動者勤勉，應當要他們適度地工作。我相信，在各個行業，一個能工作適度的人，能夠繼續不斷工作，不僅長期保持健康，而且在一年中做出比其他人更多的工作。
有人說，在物價低廉的年度，勞動者大抵較平常懶惰；在物價高昂的年度，則較平常勤勉。他們由此得到結論：生活資料豐富，勞動者的工作，就弛緩起來；生活資料不足，勞動者的工作就緊張起來。說生活資料略較平常豐富，也許使一部分勞動者偷閒，那是無可置疑的，但若說大多數勞動者，都會因此怠於作業，或者說，一般人在吃得不好時，比吃得好時工作更好，在意志消沉時，比興致勃勃時工作更好，在疾病時，比健康時工作更好，那似乎是不大可靠的說法。應該指出，對一般人民說，饑饉的年歲，往往是疾病死亡的年歲，而疾病和死亡，勢必減低他們的勞動產物。
在物資豐厚的年度，傭工往往離開主人，靠自己勞動生活。但食品價格的低廉，由於增加用來維持傭工的資金，也鼓勵僱主，尤其是農業家，僱用更多的傭工。因為在這時期，農業家與其以低廉市價出賣穀物，倒不如以穀物維持較多傭工，以期得到較大的利潤。對傭工的需求增加，而供應這需求的人數卻減少。所以勞動價格往往在物價低廉時上升。
在物資缺乏的年度，生計的困難與不安定，使這些傭工切望復得舊有的工作。但食品的高價，由於減少用來維持勞動的資金，使僱主傾向於減少現有的僱工，而不傾向於增加。況且，在物價高昂的年度，貧窮獨立勞動者往往把以前用以購置材料的少額資本全部提出來消費，這樣就不得不變為僱工。求職的人數，既然超過了就職的機會，許多人就只好接受比通常低的條件，來獲取職業。所以在物價昂貴的年度，傭工和幫工的工資往往低落。
因此，各種居主，在物價高昂的年度，和勞動者訂結契約，比在物價低廉的年度更為有利，而且覺得，勞動者在前一場合，比在後一場合，更為恭順，更願依靠他們，所以，僱主們認為，物價高昂的年度，對他們的事業更為有利，那是很自然的。此外，地主和農業家喜歡物價高昂的年度，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他們的地租和利潤，大部分決定於糧食的價格。不過，若說一般人在為自己工作時，工作較少，在為他人工作時，工作較多，那是再荒謬不過的。貧窮的獨立勞動者，一般都比按件計資的幫工勤勉，因為前者享有自身勞動的全部生產物，後者則須與僱主分享。大製造廠中的僱工，容易受惡友誘惑，往往道德淪喪；獨立勞動者卻不易受此影響。工資以年或月計的僱工，不論工作多少，都得到同樣的工資和津貼，就這一點說，獨立勞動者的工作效率比這些僱工更大得多。物價高昂的年歲，傾向於增高獨立勞動者對各種幫工和傭工的比例，而物價低廉的年歲，則傾向於減低其比例。
麥桑斯是法國一位博學多能的作家，在聖·埃蒂安選舉時任貢稅收稅官。為要說明貧民在物價低廉時所做的工作比物價高昂時多，他曾把三種製造品——埃爾伯夫的粗毛織品和盧昂遍地皆是的麻織品與絲織品——在物價低時及物價高時的產量及價值，拿來比較。據他由官署登記簿抄下的報告，這三種製造品在物價低時的生產量及價值，一般都比物價高時大；物價最低的年度，生產量與價值，往往最大，而物價最高的年度，往往最小。這三種製造品似乎都處於生產停滯狀態，其生產量，逐年計算，雖略有出入，但總的說來，卻是不增不減。
蘇格蘭的麻織品，和約克郡西區的粗毛織品，同是正在增加的製造品。其生產量與價值，雖時有變動，但大體上卻在增高。不過，我曾檢閱這些製造品年產額公佈的記錄，卻不能發現年產額的變動與各時期的物價高低有什麼顯著關係。誠然，在物資非常不足的1740年，這兩種製造品產量都有很大下降，但在物資仍是非常不足的1756年，蘇格蘭製造品產量卻比常年多。同年，約克郡製造品產量卻下降，其生產額，直至1766年，換言之，直到美洲印花稅法廢止以後，才恢復到1755年的數額。在1766年和1767年，約克郡製造品生產額增加到前此所未有的程度，而且從那時起不斷地增加。
以販銷遠地為目的的一切大製造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