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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有人注意，所以他自己也許非當心自身行為不可。在這種情況下，而且只在這種情況下，才可以說他有他的名聲，行為不正，就會損及名聲。但當他一走進大的社會，他馬上就沉於卑賤和黑暗中了。他的行為，再也沒有人觀察注意了，於是他就任情而動，不加檢點，委身於一切卑劣的遊蕩和罪惡。這是常有的事。一個人想從其微賤地位脫出，想惹起～個體面社會對他行為的注意，那頂有效果的方法，無過於作一個小教派的信徒。一做了某教派的信徒，他馬上就會受到幾分從來不曾受過的尊重。為了教派的名譽，一切教友都要留心觀察他的行為；如果他做出了寡廉鮮恥的事，或者他所做的，大大違反了同門教友所相互要求的嚴肅道德律，他就要受那老是被看作一種極其嚴峻的懲罰，即開除教籍，雖然這懲罰不帶有民法上的結果。因此，在小教派普通人民的道德上，幾乎常是特別有規則有秩序的，比在國教要嚴肅得多。實在說，這些小教派的道德，往往卻未免過於嚴格，過於不合人情，使人覺得討厭。
可是，國家對於國內一切小教派道德上的任何不合人情及嚴肅到可厭程度的缺陷，不須使用暴力，只須依兩種極容易而有效的方法就可矯正。
第一種方法，是由國家強制國內有中等乃至中等以上的身分及財產者，幾乎全都從事科學及哲學的研究。國家不應當給教師定額薪俸，以養成其怠惰。國家甚至可對較高深較困難的科學，設定一種檢定或考試製度，不論何人，他在就某種自由職業以前，或在被提名候選某種名譽的或有酬的職務以前，都須經過這檢定或考試。國家如對這一階級的人，強迫其研究學問，就不需要費神替他們供給適當的師資。因為他們自己馬上會找到比國家為他們供給的教師還要好的教師。科學是對於狂妄及迷信之毒的大消毒劑。一國土流社會人士，從這些毒害救出之後，一般下級人民，也就不致大受其害了。
第二種方法，是增進民眾的娛樂。俗眾的迷信及狂妄，常起於心中的憂鬱或悲觀情緒。一大部分人民的這種情緒，不難由繪畫、詩歌、音樂、舞蹈，乃至一切戲劇表演消除。所以，為著自己利益，在不流於傷風敗俗的範圍內，專以引人發噱，叫人解悶，而從事這些技藝的人，國家當予以獎勵，或者完全聽其自由。煽動俗眾的狂信者，總是恐懼公眾娛樂，厭惡公眾娛樂。由娛樂引起的快適與樂意，與最適合他們的目的，最便於他們的煽動的心理，是全然相反的。加之，戲劇表演，常會揭穿他們的奸詭手段，使其成為公眾嘲笑的目標，有時甚至使其成為公眾憎惡的目標。因此，戲劇一項，比其他任何娛樂，更為他們所嫌忌。
一國法律，如對於國內一切宗教的教師，一視同仁，不分畛域，則這些教師與君主或行政當局，就不必要保持有何等特定的或直接的從屬關係，而同時君主或行政當局，也不必要在他們職務的任免上，有所處置。在這種情況下，君主或行政當局對待他們，亦可如對待其他人民一樣，唯一任務，就是維持他們彼此之間的和平，即阻止他們相互的迫害、侵侮或壓迫，此外，便無其他關注的必要了。但是，一國如有國教或統治的宗教存在，那情形就完全兩樣。在那種場合，君主如對於該宗教的大部分教師，沒掌握有一種有力的控制手段，他就永無安全的日子。
一切國教，其教士都組織有一個大的法人團體。他們協力共作，以一種計劃，一貫精神，追求他們的利益，有如在一個人指導下一樣，而實際上也常常是在一個人指導之下。作為法人團體，他們的利益，與君主的利益從來不相同，有時正直接相反。他們的大利益，在於維持他們對於人民的權威。這權威，基於兩種設想：第一，設想他們所諄諄教渝的全部教義，乃是確實而又重要的；第二，設想要由永遠的悲慘解脫，則有以絕對信仰，採用這全般教義的必要。假使君主不自識相，敢對他們教義中甚至最細微的部分，表示嘲笑或懷疑，或是對其他嘲笑懷疑教義者，居然以人道精神，曲加保護，則這些同君主沒有何等從屬關係的教土，就認為有失體面，而宣佈君主讀神，同時並使用一切宗教上的恐怖手段，使人民的忠順，從他移向另一個比較馴服的君主。假使君主對於他們的任何要求或侵穿行為表示反對，危險也同樣的大。一個君主如敢於象這樣反對教會，他的反逆之罪是坐定了，此外，無論他如何嚴肅宣告他的信仰，以及他對於一切教會認為君主應當格遵的教義的謙抑服從，大概還不免要加以異端偽道的罪名。宗教的權威勝過其他一切權威。宗教所提示的恐怖，可以克服其他一切恐怖。所以，國教教會的教師，如要宣傳顛覆君權的教義，那君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