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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地域或特定稅區修理道路的任何基金，全歸州長管理；州長由樞密院黜陟任免，接受樞密院的命令，並不斷與樞密院保持聯絡。隨著專制政治的發展，行政當局逐漸併吞國家的一切其他權力，所有指定作為公共用途的一切收入，全都攬歸自己管理。但法國的大驛路，即聯絡國內各主要都市的道路，一般都整飭可觀；在若干州境內，這些道路比英國大部分道路宏壯得多。可是，我們英國所稱為十字路，就是說，鄉下的大部分道路，卻全未進行修理，有許多地方，過載車輛已不能通行，而在若干地方，甚至騎馬旅行也有危除，惟有騾是安全可靠的運載工具。一個崇尚虛飾的朝廷的驕矜大吏，往往樂意經營壯麗堂皇的工程，例如王公貴人時常經過的大道。後者的讚賞，不但使他感到光榮，甚或有助於增進他在朝廷上的地位。至於偏在鄉村的許許多多小工程，既不足以壯觀瞻，又不足以邀聲譽，除了實際上有極大的效用以外，沒有其他可取的地方。這樣，無論就那一點說都似乎是過於瑣細不值一顧的工程，怎能叫堂哉皇踐的大吏注意呢；所以，在這種人的管理下，這種小工程總是受漠視的。
在中國，在亞洲其他若干國家，修建公路及維持通航水道這兩大任務，都是由行政當局擔當。據說，朝廷頒給各省疆吏的訓示，總不斷勉以努力治河修路；官吏奉行這一部分訓示的勤惰如何，就是朝廷決定其黜陟進退的一大標準。所以，在這一切國家中，對於這些工程都非常注意，特別在中國是如此。中國的公路，尤其是通航水道，有人說比歐洲著名的水道公路要好得多。不過，關於那裡的水道公路工程的報告，大都得自少見多怪的旅行者和無知好謊的傳教士。假使這些工程，是經過比較有識者的考察，假使這些報道，是比較忠實的目擊者的敘述，那麼，那裡的水道公路工程恐怕就不值得我們如此驚異。柏尼爾關於印度這類工程的報告，就遠沒有其他大驚小怪的旅行者的記述那麼誇張。法國對於大公路，即常常成為朝廷及首都人士談話資料的聯絡各地方的通衢，無不慘淡經營，而其餘一切支道橫道，則漫不經意。亞洲各國的情形，說不定也是這樣吧。加之，中印各國君主的收入，幾乎都是以土地稅或地租為唯一源泉。租稅徵收額的大小，取決於土地年產物的多寡。所以，君主的利益與收入，與國境內土地的墾治狀況，以及土地產物數量的多寡，土地產物價值的大小，必然有極大的直接關係。要儘可能地使這種生產物又豐盈又有價值，勢須使它獲有儘可能廣泛的市場。要做到這樣，必須使國內各地方的交通既極自由，又極方便，極便宜。而維持這種交通狀態，惟有興築最好的通航水道與最好的道路。然在歐洲，各國君主的主要收入並非仰給於土地稅或地租。固然，歐洲一切大的王國，主要收入的大部分，也許歸根結底也要依靠土地生產物，但這依賴不是直接的，而且不象亞洲各國那樣明顯。因為這樣，歐洲各國君主不象亞洲君主那樣急於增進土地生產物的數量和價值，換言之，那樣急於維持良好的水道及公路，以開拓土地生產物的廣泛市場。因此，即使在亞洲某些地方，浚河修路庶政，行政當局辦得成效卓著，如傳聞所說（據我所知，至少含有若干疑問），在歐洲現狀下，要想任何地方行政當局把那種事情弄得相當的好，恐怕是沒有希望的了。
一項公共工程，如不能由其自身的收入維持，而其便利又只限於某特定地方或某特定區域，那麼，把它放在國家行政當局管理之下，由國家一般收入維持，總不如把它放在地方行政當局管理之下，由地方收入維持，來得妥當。比如，倫敦市上的照明與鋪路費用，如由國庫開支，那街上所點的燈，所鋪的石，能做到現在這樣完善，其費用，能象現在這樣撙節麼？況且，這費用，如非取給於倫敦各特定街坊、特定教區、特定市區的居民所提供的地方稅，那勢必要從國家一般收入項下開支，其結果，王國中不能受到這街燈利益的大部分居民，就要無端分攤這負擔了。
地方政府和州政府管理地方收入和州收入，固然有時不免發生弊病，但是，這種弊病苦與管理和花費一個大帝國收入所時常發生的弊病相比，實在算不了什麼。況且，與後者所生的弊病比較，前者的弊病，容易矯正多了。在英國，在地方或州治安推事管理之下，鄉下人民為修葺公路，每年所必提供的六日勞役，也許不盡用得其宜，但從沒有發生慘酷壓制的事情。在法國，此項勞役，歸州長管理，但不一定比英國用得適當，而強徵勒索的舉動，往往極盡慘酷暴戾之能事。法國人所謂強迫勞役制，成了悍吏魚肉人民的主要工具；設某教區或某村社不幸為悍吏所嫉惡，悍吏往往就藉此以施懲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