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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曾象羊毛那樣，為了要維持不列顛製造業而受到壓迫。
在進步和有文化的國家裡，不論何種規定，如果立意在於減低獸毛價格或獸皮價格，就必有提高獸肉價格的傾向。農民在良好土地上飼養的牲畜，其價格必須足夠付給地主以他有理由希望能得自良好土地的地租以及付給農民以他有理由希望能得自此種土地的普通利潤，否則他們就將不再飼養。因此兩者不取償幹牲畜的皮毛，即取償於牲畜的肉。所取於皮毛的愈少，則所取於肉的必愈多，所取於肉的愈少，則所取於皮毛的必愈多。地主只要獲取地租，農業家只要獲取利潤，至於毛、皮、肉的價格，各在一頭牲畜的全部價格中所佔比例如何，那是他們不暇計及的。由此看來，在改良及耕作發達國家，地主和農業家決不會因此等規定而受到大的影響，不過由於肉價的上漲，他們在消費者立場上受些不利罷了。但是，在社會不改進、田野未開闢的國家，情形則完全兩樣。此等國家，大部分土地都用來畜牧，畜牧而外，無其他用途。而牲畜價格的主要部分，又全由毛、皮構成，肉不過佔極少的部分。在此種場合，他們以地主和農業家的資格說，就將大受上述規定的影響。但他們以消費者資格說，則所受影響極為有限。因為在此種場合，毛、皮價格的跌落，並不會招致肉價的提高。因為，該國大部分土地，除飼養牲畜外，即無其他用途，所以，即使毛、皮跌落，也只好繼續飼養同數牲畜。家畜肉將仍以同一數量提供市場，家畜肉的需求不會較前加大，因此，家畜肉的價格也不會較前加大。肉價保持原狀，毛價比較跌落，於是，牲畜的全部價格就下落，接著，以牲畜為主要產物的一切土地（即該國大部分土地）的地租和利潤亦因而下落。因此，永久禁止羊毛輸出的規定（這種規定，通常說是愛德華三世制定的，實則不然），在當時的情形下，實為最有害的規定。其實行不但使國家大部分土地的真實價值降低，且使最重要的小牲畜的價格跌落，因而在很大程度上推遲土地的此後的改進。
蘇格蘭自與英格蘭合併後，其羊毛價格顯著下落。因為蘇格蘭羊毛自合併時起即與歐洲大市場絕緣，而侷限於不列顛小市場中。如果不是家畜肉價格的上升充分補償了羊毛價格的下落，那末，蘇格蘭南部各郡主要用於養羊業的大部分土地的價格。必深受這次合併的影響。
人類對於增加羊毛產量生皮產量的努力的功效，就其要依靠本國牲畜的產量說，必定是有一定限制的，就其要依靠外國牲畜的產量說，又必定是無把握的。就後一層說，與其說要依靠外國出產的羊毛和生皮的數量，倒不如說要依靠外國不自行加工的羊毛和生皮的數量。同時，外國對於此等原生產物的輸出，是否認為應加以限制，亦對上述努力的實效有影響。凡此均非本國操業者所得自主，所以，人類勤勞在這方面所得的實效，不但受有限制，並且是不確定的。
人類勤勞增加羊毛、生皮所收的效果如此，人類勤勞增加另一種極重要原生產物即魚的上市量所收的效果也如此。這方面的努力，勢必受當地地理位置的限制。距離海洋遠嗎，內地江河湖沼多嗎，此等海洋江河湖沼產出量豐富嗎，這些都很有關係。當人口增多，該國土地和勞動年產物增多的時候，魚的購買者必增多。而且，這些購買者，擁有更大量各種其他貨物，或換句話說，擁有更大量各種其他貨物的代價來作購買。但是，為供應此擴大了的市場，所投下的勞動量，如不增多到超過市場擴大的比例，那就不能滿足這擴大了的需要。例如，每年原來只需要一千噸魚的市場，如擴大到需耍一萬噸魚，那末，為供給此市場而增加的勞動量，非超過十倍，就不能滿足這需要。因為在此場合，魚類大都要取自較遠地方，使用的漁船，一定要較大，用以捕魚的工具，一定價格較高。因此，這種商品的真實價洛，自然會隨改良增進而上升，我相信，各國的魚價，都或多或少地上升了。
捕魚一日能得多少，雖難於確定，然若就一年或數年說，則在一定地方情況下，我們認為，人類捕魚努力的一般功效，是相當確定的，而實際情況，也是如此。可是，由於這功效取決於一國財富及勤勞狀態的少，取決於地理位置的多，所以，兩個國家縱使改良進步的程度非常不同，在漁業上人類勤勞的功效，卻可能相同；縱使改良進步的程度相同，這功效卻可能大不相同。捕魚的功效與改良狀態的關係，很不確定。這種不確定，也是我在這裡所要討論的。
人類要增加由地中採出的各種礦物金屬量，特別是比較昂貴的金石量，其勤勞功效，雖似乎沒有限制，但完全不確定。
一國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