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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採用的似乎是法蘭西。從那時以來存在著的敵愾心，使得它們都不肯減輕關稅。1697年，英國禁止弗蘭德製造的麻花邊輸入。弗蘭德那時為西班牙領地，其政府禁止英國毛織品輸入，以為報復。1700年，英國撤回了禁止弗蘭德麻花邊輸入的禁令，以弗蘭德撤回禁止英國毛織品輸入的禁令為條件。
為了要撤廢大家所斥責的高關稅或禁令而採用的報復政策，如果能達到撤廢的目的，就可說是良好的政策。一般地說，大的外國市場的恢復，可以抵消由於某些物品價格暫時昂貴而蒙受的暫時的困難而有餘。要判斷這種報復能否產生那種效果，與其說需要有立法家的知識，不如說需要有所謂政洽家或政客的技巧，因為立法家的考慮，應受不變的一般原理的指導，而狡猾的動物即世俗所謂政治家或政客的考慮，則受事件暫時的變動的支配。在沒有撤銷這種禁令的可能性的時候，為了要賠償我國某些階級人民所受的損害，再由我們自己來傷害我們的利益，不僅傷害那些階級的利益而且傷害幾乎一切其他階級的利益，似乎不是一個好辦法。在我們鄰國禁止我國某種製造品時，我們通常不但禁止他們同種製造品，而且禁止他們其他幾種製造品，因為僅僅前者，很少能繪他們以顯著的影響。這無疑可給我國某些部門的工人以鼓勵，替他們排除了一些競爭者，使他們能在國內市場上抬高他們的價格。不過，因鄰國禁令而蒙受損害的那些我國工人，決不會從我國的禁令得到利益。反之，他們以及我國幾乎所有其他階級人民，在購買某些貨物時，都不得不支付比從前更為昂貴的價格。所以，象這一類的法律，對全國課了真實的稅，受益的不是受鄰國禁令之害的那一階級工人，卻是另一階級人民。
在外國貨物的自由輸入已經中斷若干時候以後，使在什麼程度上或使用什麼方式來恢復自由輸入才適當成為一個也許是值得深思的問題的場合是，本國的某些製造業，由於一切能和它們的製造品競爭的外國貨物，都課有高關稅或被禁止輸入而擴大起來，能僱用許許多多工人的時候。在這場合，人道主義也許要求，只能一步一步地、小心翼翼地恢復自由貿易。如果驟然撤廢高關稅與禁止，較低廉的同種類外國貨物，即將迅速流入國內市場，把我國千千萬萬人民的日常職業與生活資料奪去。由此而起的混亂，當然很大。但依據下達二個理由，這混亂也許比一般所想象的小得多。
第一，無獎勵金通常亦可輸出到歐洲其他各國的製造品，都不會受到外國商品自由輸人的大影響。這種製造品，輸往外國，其售價必與同品質同種類的其他外國商品同樣低廉。因此，在國內，其售價目必較低廉，因而仍能控制國內市場。即使有一些愛時髦的人，有時只因為是外國貨，便愛好起來，本國製造的同種類貨物，雖價廉物美，亦為他們所不取，然而這種愚行，總不會那麼普及，所以對人民一般職業沒有顯著的影響。我國毛織品製造業、鞍皮業、鐵器業中，即有很大一部分製造品，每年不依賴獎勵金而輸往歐洲其他各國，而僱用職工最多的製造業，亦就是這幾種製造業。從自由貿易受到最大損害的，也許是絲製造業，其次是麻布製造業，但後者所受損失比前者少得多。
第二，這樣恢復貿易自由，雖將使許多人民突然失去他們通常的職業和普通的謀生方法，但他們不會因此而失業或無生計。上次戰爭結束時，海陸軍裁減了十萬以上，所減人數等於大的製造業所僱用的人數，他們頓時失去了他們平素的職業，無疑會感到困難，但他們並不因此便被剝奪了一切職業與生計。水兵的較大部分也許逐漸轉移到商船上去服務，在這當中，被遣散的海陸軍兵士，都被吸收在廣大的人民群眾中，受僱於各種職業。十萬多慣於使用武器，而且其中有許多慣於劫掠的人，他們的位置起了那麼大的變化，卻不曾引起大的動亂，也不曾引起顯著的混亂。任何地方，流氓的數目並未因此而顯著增加，而且，據我所知，除了商船海員外，無論何種職業的勞動工資也未曾減少。要是我們比較兵士和任何種類製造業工人的習慣，我們就可發現，後者改業的可能性比前者大，因為兵土一向賴餉給為生，而製造業工人則專賴自身勞動為生。前者習於怠惰與閒蕩，後者習於勤勉與刻苦。由一種辛勤勞動改為另一種辛勤勞動，當然比由怠惰閒蕩改為勤勞容易得多。此外，我曾說過，大部分製造業，都有性質相似的旁系製造業，所以，工人很容易從這些製造業的一種轉到另一種。而且這類工人的大部分，有時還被僱從事農村勞動。以前在特定製造業上僱用他們的資財，仍將留在國內，按另一個方式，僱用同數的人。國家的資本和從前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