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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興高采烈，從沒想過模仿爸爸簽名，更沒想過有一天我會把需要簽字的試卷扔進垃圾道。
應該是一次失敗的數學考試，在不上九十八就是大逆不道的苛刻要求下，八十多分的卷子簡直是有辱家門。我戰戰兢兢地找到數學老師，天真地要求他能否給卷子上寫上幾句話，讓爸爸不要批評我。年輕的老師白了我一眼，說：“寫什麼啊，你直接扔了不更一了百了？”然後繼續談笑風生，根本沒注意到我漲紅的臉和被緊緊握在手心已經皺巴巴的卷子。
那捲子我先是藏在了航模小組的飛機模型裡，等過了一個星期看老師和爸爸絲毫沒有追查的意思時，我就把它掰開了、揉碎了扔進了黑漆漆的垃圾道，我撕卷子的時候非常非常的爽！
九十年代中期，喜樂已經被樂百氏逼到了絕路，隨著人民生活水平的穩步提高，我補充營養的方式也從喝喜樂變成了喝酸奶。
那個年代每個小賣部都有這樣的陶瓷罐酸奶，罐子是可以回收的，用紅色的橡皮筋套了薄薄的一層紙，一塊五就能喝個暢快淋漓。但每次我跟爸爸都要兩塊錢來買酸奶，找回的五毛錢就被我悄悄地攢下來，可以買一包氣泡糖，一塊魔鬼糖，也可以攢幾天買一個口紅糖或者戒指糖，擁有幾塊錢的小金庫是件令人幸福的事情。
然後有一次，固定賣酸奶的小賣部關門停業，我嘴饞得又實在想喝酸奶，爸爸拉著我說：“正好我今天零錢就一塊五，不夠買酸奶的，先回家去吧，等你媽回來再說。”
我抓起那一塊五毛錢就往另一家小賣部跑，美美地喝上了一罐酸奶。
結果是爸爸說：“既然這家的酸奶便宜五毛錢，你以後就跟這裡買吧。”
我說：“不嘛，這家的酸奶不好喝！兩塊錢的酸奶最好喝！”
還記得嗎？氣泡糖是有汽水味道，含一會就會融化的碳酸糖；魔鬼糖是放在嘴裡，會讓舌頭變顏色的色素糖；口紅糖是模仿口紅形狀，可以一口一口舔著吃的色素糖；戒指糖是模仿戒指形狀，戴在手上吃的色素糖……
原來童年最令我們著迷的東西都是垃圾啊！
1996年，我的爸爸終於有了一臺數字尋呼機，每天唯一接收到的傳呼是天氣預報，而別人的爸爸開始有了磚頭大哥大。
1996年，北京最熱門的旅遊地點是“新馬泰”——新街口、馬甸、北太平莊。
1996年，班上有些小朋友買了電腦，可我卻連電視都看不上。
1996年，學校裡開始配備營養早餐，可我總是倒掉牛奶，因為上面漂浮著一層白色的奶皮。
1996年，我很難過地發現，馬上我的年齡就要兩位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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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1）
我的十歲是伴隨著一系列大事件一起到來的。
二月份的時候，鄧小平爺爺離開了我們，院子裡的小朋友都有了一項共同的功課——製作小白花。
第二天的時候，全校聽課觀看鄧爺爺的悼念儀式，而且是起立觀看，我們每個人胸口彆著自己做的小白花，卻拼命地去瞄別人胸口的小白花，因為私下裡我們搞了小白花製作比賽。那天我第一次看見天安門廣場上的五星紅旗只升起了一半，而我的小白花在追悼會進行一半的時候就散架了。
七月份的時候，香港順利迴歸祖國懷抱，在此之前有個四十來歲黑了吧唧的男人成功的駕駛越野車飛越了黃河。雖然我覺得那是自己給自己找麻煩，但是國人的愛國熱情被帶動的空前高漲。香港迴歸前的電視裡都是劉德華、黎明、張學友、郭富城的臉，四大天王終於名正言順地出現在了中央電視臺的節目裡，從此以後我們都是一家人啦！
香港迴歸的全程直播讓我備感自豪，因為中國解放軍的正步太帥了，而英國兵走起路來和狗熊有一拼。
那年，我最愛看的雜誌是《當代歌壇》和《歌迷大世界》，最愛做的事情是給筆友寫信。
交筆友成了孩子裡颳起的一股風潮，因為我的徵友啟示刊登在了歌迷大世界上，所以那段時間全國各地的信件就像雪花一樣飄到了我小小的平房裡，郵遞員叔叔總是很大聲地喊我的名字：“霍豔，有信了！”
在三姑六婆的異樣注視下，我把一摞摞的信拿回了屋裡，洗乾淨手，像進行一項虔誠的儀式一樣拆開信封，品讀著文字裡炙熱的感情。當然也給每封信回覆的次序排了個隊，最重要的評價標準就是字寫得好不好看，舍不捨得貼郵票，而對於讓我放郵票上塗膠水好重複利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