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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過一樣。龔長庚這次接受他的請吃，也是出乎鄧一群意料的。他是個很講身份的人。鄧一群請他之前，就已經講清楚了，請吃的主人是他過去的一個同學。鄧一群在酒桌上也沒有介紹他是誰，只說是自己的領導。一切看起來僅僅像是一次很隨意的吃請。
龔廳長後來很滿意。
鄧一群有空就回去看看他的母親。
兩個鄉之間距離很近，來去方便。有時溝墩鄉會有車子去，有時那邊來車子，也有時是鄧一群自己騎車回。騎車的那種感覺也不錯。
老家的一切都很好，讓他放心不少。
自從他到這個縣裡掛職之後，他家裡人明顯受益。他哥哥的廠子開得越來越像個樣子了，如果說原來還只是一個作坊的話，那麼現在真正有了工廠的樣子。村裡將原來的一個糧食加工廠的十多間廠房低價給了鄧一彬。這裡面自然是因著鄧一群的關係。現在廠裡已經招了有幾十個工人。那些工人大都是村外的，鄧一群告訴他千萬不要招本村的，那樣會有不少麻煩。工人有男有女，男工大都是已經成家立業的，女工相對年輕些。為了讓老大的這個廠辦好，鄧一群沒有少同鄉裡的那些領導喝酒。喝酒自然是鄉里請他。世上的事情就是這樣：你要是沒有能耐，你就得請他喝酒；你要是有能耐，他反過來會請你喝。鄧一群就是屬於那種有能耐的。
鄉里的稅務所連稅收也少收成不少，他們都知道這個廠和鄧一群的關係，正所謂“打狗看主人”。鄧一群感覺到這個家需要他。不能想象，這個家庭沒有他會是怎樣。可以說，沒有他鄧一群，就不可能有鄧一彬的今天。鄧一彬好了，其他的人自然也會好。為他家人，他也必須努力地當官。
鄧一群知道自己要怎樣地努力。
鄧一彬也有了些變化，講話比原來有力量了。一個農民，如今成了老闆。身份不一樣，說話也就不一樣了。鄧一群感覺鄧一彬的自我感覺很好。他去過他那個廠裡的辦公室，雖然很簡陋，但它的確是個辦公的地方。一間房子，牆壁上掛著一張世界地圖和中國地圖。一張舊辦公桌，上面散著幾張過期的報紙，一部電話。鄧一彬穿件舊西裝（那是鄧一群淘汰給他的），敞著領口，坐在舊木椅上。不時地有那麼一兩個工人（農民）進來，向他請示什麼。鄧一彬就粗聲大氣地說話，有時還會大動肝火，罵得那些進來的人狗血噴頭。“這些人他媽的一點小事也做不了。”他對鄧一群說。有錢了，身份就開始不一樣，說話做事的方式也開始不一樣。像他這樣的，就叫農民企業家了，鄧一群想。
除了中國，這個世界上還有什麼企業家被冠以“農民”這樣的字眼呢？農民，成了愚昧、貧窮的代名詞。即使你是“企業家”也不行，你也還是農民。鄧一群沒有意識到，事實上他和哥哥身上的有些東西是比較像的。
嫂子劉正菊現在變得低眉順眼，忍氣吞聲了。男人的力量強大了，女人自然就會弱下去。鄧一群聽他媽媽說，他們前一段日子經常吵架。鄧一彬獨攬了家裡的經濟大權。劉正紅說鄧一彬和外村的一個女人相好，經常給那個女人送錢，也不知是真是假。鄧一群聽說了默默。一個晚上，兄弟倆坐在屋裡聊天，鄧一群問他是否有這回事，鄧一彬半天也不吭聲，好久，說：“別聽劉正菊的，哪有那樣的事。”鄧一群說：“男人麼，有也是正常的，只不過不要影響家庭。”鄧一彬說：“不會的。”鄧一群就知道八成有，正應了時下流行的一句話：男人有錢就學壞，女人學壞就有錢。
溝墩鄉還是那個樣子，爭取到一些扶貧款後，開始修路。鄉里到縣上，五十華里。“要致富，先修路。”鄉里的勞力全都發動起來了。
鄉里發生什麼樣的事都不足為怪，什麼樣低下的事都有，但那次突然發生的一件事，還是讓鄧一群感覺很吃驚。
一天早晨，鄧一群在食堂吃飯的時候，看到點心裡只有兩隻包子，而往常都是有油條的。這裡的油條炸得很好，又大又脆，比城裡的好。炊事員老晁告訴他：今天早晨沒有買到，原因是那個三垛村在街上開面食店的姑娘自殺了。
鄧一群聽了一驚。那個姑娘鄧一群見過，紅紅的臉，一副老實樣子。不漂亮，身材不錯。但農村人是不怎麼看重身材的。所以，鄉里人的眼光，覺得她還是一個很平常的姑娘。鄧一群問老晁是怎麼回事，在一邊陪他吃早飯的鄉文書說，是因為她有賣淫行為，被派出所抓起來，畏罪自殺的。
賣淫？她也賣淫？這讓他多少有點吃驚。
這個小鎮子上，只聽說那些髮屋有些是不正經的。來開發屋的，都是從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