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治國:中華新文明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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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樣的權威。13世紀以後，羅馬法幫助日耳曼人找回了公共權力，成了王權抗衡教權的有力武器。

十二、教會至上與文藝復興（2）

教會至上

5…10世紀的西歐，基督教的神職人員幾乎是當時唯一受過教育的人，基督教神學將哲學、政治學、法學等納入到神學體系之內。神學統攝了一切。政治思想也只能以神學表現出來，這是中世紀政治思想的特點。

基督教認為，世俗國家只是在教會之旁或教會之下負責低等事務的社會組織，人民生活中最本質最重要的部分是由教會控制的。日耳曼人一直沒有公共權力的觀念，當時也沒有能力組建官僚系統來控制國家，所謂的國家權力也因為分封制度而呈現出私人關係，以及等級不同的權利和義務。基督教教會乘機抓住了世俗國家的權杖，成了壓倒一切的絕對權威，而基督教文化也成了中世紀民眾唯一的精神支柱。

教權與政權因此成了中世紀的兩個權力體系。其初，教會只是想使其信徒擺脫封建王室的統治，11…13世紀的“教皇革命”使教會獲得了自己的自由，不再受世俗權力的支配，教皇也獲得了各國教會的最高管轄權。而且，教皇革命還產生了一種新的王權觀念，國王不再是教會的最高首腦。――神聖王權的時代隨之終結。教皇成了最高的權威，而皇帝或國王只是世俗的統治者，維持各自王國的安定就是他們的分內事。社會權力體系據此分化為教權（精神權力）和王權（世俗權力）。

教權和王權從此有了各自的職責以及權力範圍。國家負責臣民的世俗物質生活，以強制力量保持社會的穩定和正義，使人民得到世俗的幸福；而教會則負責信徒的精神生活與宗教生活，以精神權威指導信徒的靈魂，使其得到天堂的幸福。不過，現實中的教權與王權總是重疊的，何況任何一種權力都有無限膨脹的本性。因此，王權與教權之間的爭鬥就貫穿了中世紀的千年風雲。

教權至上最早是由教皇尼古拉一世（858…867年在位）提出來的。反對國家干預教會事務，維護教會獨立，教權派利用偽造的歷代教皇和宗教會議的抄本為教皇權力辯護，並以羅馬皇帝君士但丁遷都君士但丁堡時簽署的檔案（將舊羅馬以及西方所有領土贈予教皇）作為教皇在整個西方社會享有最高世俗權力的法律依據。一直到了11世紀末期，教皇格里高利七世（1073…1085年在位）運用教皇的精神權力宣佈破門令，將德意志帝國皇帝亨利四世開除教籍，廢黜其皇位，迫使其屈服。

格里高利七世系統地闡述了教權至上理論，確定了教會高於國家的原則，認為其權力直接來自於上帝，教皇不僅在教會內部事務上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力，而且地位也超過了任何世俗的國王和皇帝，教會從未犯過錯誤，也永遠不會犯錯誤。掌管羅馬教會最高權力的教皇是至高無上的，也是神聖的。他擁有審判所有人的權力，而不受任何人的審判。他指責所有執掌世俗權力的人都是在背信棄義、搶劫、兇殺和罪惡的驅使下以暴力取得的，是違背了上帝的意旨的，所以教皇有權廢黜違抗教會的君主。他甚至將教皇權力比作是太陽，皇帝權力不過是月亮，皇帝的權力來自於教皇的賞賜。――這是聞名於中世紀的“日月論”。後來的教皇英諾森三世（1198…1216年在位）把教皇的權力推崇到了極點，自稱“萬王之王，萬主之主”，大肆插手各國事務，將各國置於自己的掌控之下；而卜尼法斯八世（1294…1303年在位）則釋出通諭，規定教會權力高於一切世俗權力，並以“兩劍論”（精神權力與世俗權力）著稱於世。

教皇聲嘶力竭恐嚇世俗社會之時，實際上也是雙方激烈拼殺之日。13世紀，基督教抵達鼎盛後開始走向衰落。此時，失傳了近700年的亞里士多德的思想，從阿拉伯人的手裡傳回了歐洲。神學家托馬斯·阿奎那從維護教會權威的角度吸收了亞里士多德的思想，論證教權高於俗權，維護基督教的神權統治。他認為，世俗社會服從教會是上帝的安排；限制或廢黜暴君的權力屬於教會，而不是人民。所以，只有上帝和上帝在塵世的代表――羅馬教皇才能感化、限制乃至廢黜暴君。

然而，即使這樣煞費苦心的辯護，也難以使教會逃脫它本身的宿命，與基督教如影隨形的異端運動一直要求恢復基督教的本來面目，認為教會佔有財產是違反上帝意旨，也沒有權力向人民徵收或豁免稅務；尊重上帝是完全自由的，不需要服從任何權威和教義，也不需要教會和教皇做中介人……異端運動最終導致了15…16世紀的宗教革命，教會也終於四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