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治國:中華新文明的崛起

第19部分 (第2/4頁)

的庇護，為了少被官府幹預，甚至獲利於官府，迫使其不得不依附官府，而且緊密聯手，從經營民間銀兩匯兌到匯兌鉅額公款為主，與官場的來往頗為密切。其實，在他們看來，緊密依附於官府不僅是自己最有效的生財之道，而且還是保障自己財產安全的最可靠的辦法。

明清兩朝統治中國500多年，傳統農業社會的制度與習俗已經深度穩態化，商人們經營實業者甚寡，而多以販賣為主，各地莫不雷同。徽商後起於晉商，但手腕更為活絡，商業成功後喜交權貴，倚重權力；遊刃於官場，左右逢源；並借權勢之力，利用官場斂聚錢財；也善於以金錢賄賂、收買權勢人物，以商人身份贏得官府頭銜，以頂戴之便獲得特許、專營之利。

清末民初以後，各地戰亂頻仍，晉商的貿易因此一落千丈，其票號、賬局也損失慘重，而隨著沿海口岸通商，鐵路南北暢通，也使其陸路販運逐漸失去了市場；而且，每一次戡亂，“海內最富”的晉商首當其衝地成了官府派捐助餉的頭號物件；此外，飽受困擾的長途販賣也因為官府愈來愈苛刻的“厘金”抽稅制度而捉襟見肘，幾近破產關門；當然，晉商自身墨守成規、生活奢侈也是衰落的原因之一。

以經營錢莊、當鋪、藥鋪等行當得以發達，甚至“富可敵國”的徽商也與晉商的結局相近。成也官場，敗也官場。攀附官場固然可以獲取鉅額的特許利潤，造就商業上一時無兩的影響與勢力，一旦官府特許專營制度廢除或取消，或者因為密切追隨官員而捲入官場爭鬥也容易使徽商落得雞飛蛋打的下場。

無論晉商還是徽商，發家之初他們都只是將生存利益放在第一位，畢竟與官府結交會使自己的命運充滿無窮的變數。然而，傳統的中國社會處境迫使他們自覺或不自覺地尋找強勢集團的蔭護，歷代王朝中堪稱強勢的集團無非就是官僚集團、軍閥以及悍匪，而官僚是顯性的社會主流，權力與財富的結盟順理成章，而且權勢還可以給商人帶來鉅額財富，可權勢的險惡卻也無處不在，所以，攀附權貴的晉商與徽商，以及歷代的官商走向衰落，乃至覆滅，也就成了定局。

洋務運動後的官辦企業

明清兩朝的官營企業幾乎走上了窮途末路，這在與私營企業相對的比例上表現得十分明顯。官營企業往往實行衙門管理，採用勞役制，不講效率，高成本，低產出，經濟效益往往不佳。儘管現實如此，但據國際工會組織披露的文獻，中國1820年的人均產值仍居世界首位。然而，此時手工業工場已經落伍於時代，以機器化大生產為標誌的現代官營企業再度搶過了民間私營企業的風頭。1860年代至90年代，以師夷長技、自強求富為目的的洋務運動在諸多政治派別的爭議中亮相了。

鴉片戰爭接連失敗的中國開始引進西方機器工業以取代傳統的手工業工場，此時依然是官營企業獨霸天下；民營工業以其落後的技術水平和微弱的資本力量以及狹小的生產規模，難以與清政府的官辦企業匹敵。在整個晚清時代，清政府一共建立了99家機器化官辦企業，主要涉及的是機械、造船、制呢、鑄錢、造紙、紡織、菸草、製革、瓷器、電燈、洋灰、火柴、玻璃、電力、印刷、鐵路機車等行業，其生產規模比當時的民營私企大得多。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一、官府與官商（5）

儘管民間私營的機器工業於1870年代開始出現，甲午戰爭前也有100多傢俬營企業，但其生產規模要小得多，遠不如清政府的官營企業。洋務運動不像英、法等工業化先驅那樣由民間自發展開，與私有制有著天然的聯絡，而是由政府主導自上而下推進的。除了一部分是以政府與民間合辦的“官督商辦”、“官商合辦”以外，大部分是由國家獨資創辦的官營企業。由於政府堅持官營企業的主導地位，壟斷資源，私人企業也就不如官營企業有競爭力。

自漢武帝以來，國家政權保持了一種力圖壟斷工商業的傳統，不僅軍械、彈藥等工業品由官府直接經營、僱匠製造，而且關乎國計民生的生活產品，也被國家壟斷了生產和流通的途徑。到了近代社會，這種壟斷工商業的傳統仍然保持著，無論是清政府、北洋政府，還是國民政府的經濟政策，都表現出一種壟斷經濟的傾向。

雖然日本明治維新政府的殖產興業政策比中國的洋務運動晚了10年，最初也是以官營半官營企業為主，但是在官營企業虧損以後，日本政府很快就轉向了扶植民間資本。正是在政府的支援下，民間的大資本買下了瀕臨破產的官營企業，1875－1880年期間，日本政府為私營企業提供補助資金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