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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等我們堆好谷堆，雨點子已經劈里啪啦地打了下來。當時有一塊蓋谷堆的席子不合適，反正那席子已經爛了半邊，大許就拿鐮刀削下一塊來，然後蓋上防水布。剛弄完雨就下大了。
我們跑到涼棚裡躲雨，大許還拿著那塊席片呢。我說：“扔了吧。”他說：“留著可以補籮筐。”忽然邢紅彎下腰去看那席片，然後直起腰來在大許肩上拍了一下說：“你看這兒！”
我們一看，席子上粘著一角人像。壞了，那會兒根本沒有別人的像。大許嚇得手直哆嗦，悄悄地把一角畫像揭下來捧在手裡看。
這塊席原來一定是草屋裡打隔斷的。我說：“怎麼辦？另一半在谷堆裡呢。天晴以後開啟就該被別人看見了。大許，你快報告去吧。”
她說：“報告說是誰搞壞的呢？”
我沒吭聲。大許說：“當然是我。”
邢紅說：“你瞎說，不是你。教導員正要整你呢，說是我好啦。”
大許不幹，他是個誠實的人。我忽然想出一條妙計來：“要是人家看見了，問是誰弄的，就說不記得有這麼回事，不知道誰幹的，這樣就誰也不用承認了。”
大家都同意了。可是傍晚收工時，那片席子就被上場攤稻穀的人發現了，而且教導員馬上就知道了。他急如星火地趕了來，逼問我們這是誰弄的。我們當然說記不得了。可是他怎肯善罷甘休！他把我們挨個逼問了一通，讓我們仔細講一遍當天下午的活動，一個細節一個細節地講，尤其是蓋席子的過程，要一個動作一個動作地講。不知他們感覺怎麼樣，反正在教導員逼我的時候，我覺得手心出冷汗，舌根發硬，說起話來結結巴巴。我講完了以後他盯住我說：“你熱愛毛主席嗎？”
我說：“熱愛。”
“好。你再講一遍，是誰用刀削下席子的那個角的？”
“記不清了。真的記不清，也許席子本來就缺一角。”他瞪起眼來說：“真的？有人反映，那些席子本來是不缺角的，一個缺角的也沒有。你再想想。”
我流著冷汗說：“我不記得有誰拿過刀。也許是折了以後撕的？”
他眼睛發出亮光：“對，對，是誰？”
“不記得是誰，我沒看見。”
他冷笑著看著我。
他走了，我一個人坐在屋裡，忽然心狂跳起來。也許這真是犯罪行為？我的做法是革命的嗎？我對得起毛主席嗎？一想到這個，我的心臟都要凍結了。
正在這時，我又聽到教導員在隔壁房間裡咆哮：“就是你乾的！你這個小狗崽子！我一猜就是你！你坦白吧，坦白了寬大你。不然要判刑的！”
啊呀，原來是在審問大許！
教導員吼了半天，大許沒理他。他把大許轟走了，又把邢紅叫了去，對她也像對我一樣說了一氣。邢紅回答得很乾脆：“我記不清是誰撕的席子了，很可能就是我。”
教導員說：“你再想想。”
她說：“實在想不起來。要是你一定要找個承擔責任的人，就說是我撕的好啦。”
教導員嚇唬她：“這是個政治事件！撕毀寶像是反革命行為！”
“我們是無意的。”
“誰知有意無意。你知道犯這個罪要怎麼處理嗎？”
“不知道。”
教導員氣得直咬牙：“你這種態度……哼，不用上綱，本身就在綱上！你回去考慮吧！”
第二天，教導員宣佈我們三個人停工，在家寫交代。讓我在宿舍裡寫，大許在辦公室，邢紅在會計室。還好，沒派人看著我們。
我坐在宿舍裡，心裡好不淒涼。說實在的，讓我停工交待可把我嚇壞啦。我倒不是熱愛勞動到了這個份上，實在是嚇的。要是教導員背地裡罵我，說我是流氓、壞分子，我也頂多是害怕一陣。這一不讓我下地，可就和群眾隔離開了。我只要能和一般人一樣吃飯睡覺幹活，就會覺得心安理得。這一分開，我，我，我成了什麼啦？我為什麼一下子就成了這麼一個需要隔離的人？想著想著我就沒出息地哭了起來，就著這股心酸勁就寫起來了。啊呀，提起這份檢查我要臊一輩子。我寫“敬愛的教導員”，還說我出身工人家庭，對毛主席是忠的，對領導是熱愛的。又說自己工作一貫還好，受過教導員表揚等等，寫了一大堆搖尾乞憐的話。後面說自己在寶像這個問題上粗心大意，一時疏忽，沒有看清誰撕的，心裡很難過，“心如刀絞，淚如泉湧”。最後是說要在今後的工作中將功補過，等等。還算好，我沒把大許給賣了，可是也夠糟的了，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