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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們一般認為的整體的忸怩。意識把忸怩的、主觀的、整體的和不適的自我覺醒從正常的情緒中分離出來，這種正常的情緒給自我的某些方面帶來了不安的成分。
由於不同的文化環境，忸怩的反應也是不同的。土著女孩青春期以前和同伴們一起赤身*穿過村子，跳入河中玩耍。而她的父親坐在部落首領中間，從火中抓起一塊肉，用手抓著放到嘴裡吃掉，打著飽嗝，然後將沾滿油的手在自己的大腿上蹭蹭。他們這樣做不會引起任何部落成員的注意，但是他們會注意有沒有人破壞了宗教的忌諱，比如把木棒放在一起乒乓作響。如果同樣的情景出現在城市的郊區，孩子的母親一定會感到很傷心，孩子也會很快變得對自己的期望更敏感。如果她那處於“中產階層”的父親在與鄰居的聚會時，從烤肉架上撕下一塊肉，用手抓著放在嘴裡吃掉，打著嗝然後在他白色的褲子上擦手，肯定會招來眾人詫異的目光。然而上面的兩個事例在市郊是不可能發生的，因為在市郊，被社會認可的行為已經經歷了長期積澱。
第六章 擺脫無意義的負罪感（3）
社會組織
社會生活是複雜的。為了同他人進行交往，我們必須克服自身的一些衝動、興趣和願望，同時在一定的約束下行事。理想的情況是我們在不損失太多的自發性或者個性的基礎上做到上述這些。
文明對人們主要的導向作用是她提供了獲取行動依據的根由，我們放棄一些自由來獲得集體的利益。一個有組織的社會提供並且需要一個確定的和可以預測的秩序、一致、約束、剋制和結構。組織和傳遞資訊的能力的確給了祖先克魯馬努人比穴居的原始人更多的優勢，後者從考古的遺蹟來看，沒有以故事的形式把資訊傳遞下去。
確立的秩序約束個體服從常規的程式。我們以不同的形式來體會這樣的社會結構，如：（1）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工作；（2）早餐、午餐和晚餐有固定的時間；（3）政府有責任和義務，包括服從法律和繳稅；（4）有標準的規則．如汽車應當靠路的哪一側行駛。而且在社會許可的範圍內，我們有相當大的表達和選擇的自由。
忸怩和恐懼
服從權威可以使人們避免感到與眾不同。心理學家斯坦利·米爾格拉姆的服從實驗表明，人類有很強的附和權威言論的傾向。在一系列經典的實驗中，米爾格拉姆的主題是向一個實驗室中的人不斷增加電擊震動的強度。他們用一個遠距離的裝置來輸送震動，每次實驗室中的人都犯了同一個錯誤。他們剛開始只傳送了一個很溫和的震動，然後權威告訴他們要增加震動的強度。這種增加隨著時間而繼續，直到他們認為到了有危險的程度。有65％的人遵從了權威的命令，把震動增加到了最高的程度。同時，受到震動的人在痛苦中大喊，請求停止實驗。傳送震動的人並不知道，接受的人是在偽裝痛苦。如果控制震動按鈕的人知道了這種偽裝後會怎麼樣呢？為消除這種因素，實驗在小狗的身上重複進行了，這一次，小狗真實地感受到了震動。結果是相同的，順從和一步步逐漸習慣製造痛苦這兩者的結合可以部分地解釋結果。但我們是一種對觀察痛苦感到愉快的物種嗎？其他的解釋似乎更為合理。
如果人類在心理中沒有被暗示、忸怩和順從的傾向，那人類就不可能形成組織。羞恥感和負罪感是對忸怩進行懲罰的表現，它強烈地塑造著我們的行為。由於怕被指責而恐懼，由於感到羞恥而恐懼，避免負罪感的願望，以及對遭報應的恐懼，對數十億人的行為具有內在的控制作用。
巴比倫的國王、埃及的法老、羅馬的皇帝以及其他早期的統治者們都認識到，他們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利用人們受到統治而具有順從的自我意識的傾向，來塑造人類的思考方式並引導人們的選擇。統治者利用文化的形式來使人們對法律和制度形成認同；利用使人們感到羞愧來控制他們的行為，或者因為交際的挫折而自我抱怨，這些方式均源於這種訓練的過程。
古巴比倫的國王漢謨拉比建立了司法制度，並以282條法律條文的形式體現出來。對於反社會的行為（例如謀殺和偷盜）、對於不負責任的行為（例如不能還債和繳稅）等均建立了懲罰的體系。
漢謨拉比的才能在於他透過對人們自我意識的控制使人們順從。
（1）對懲罰的恐懼導致了忸怩。漢謨拉比說他的法律反映了上帝的願望，無論誰，只要違反了法律，上帝就會詛咒他。因此，即使漢謨拉比沒親眼見到發生了什麼事，神也會知道並且會在某個時間對其進行懲罰。漢謨拉比還恐嚇道，上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