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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菲特在伯克希爾公司1983年年報致股東的一封信中說，他最希望能夠透過直接擁有會產生現金，並且具有穩定的高資本報酬率的各類公司來達到上述目的。很簡單，這種會直接產生現金、並且具有穩定的高資本報酬率的公司，必定會產生持續、充沛的自由現金流。
那麼，巴菲特在這裡所說的“上述目的”又是什麼呢？他特別提到，這就是從長遠來看要實現年平均內在價值的增長率達到極大值，最低限度是不能低於美國大企業的平均水平，為此，伯克希爾公司從來不以企業規模大小來作為衡量標準甚至重要標準。
如果做不到這一點怎麼辦呢？巴菲特說，那就退而求其次，由伯克希爾公司旗下的保險公司部分收購具有這種特徵的投資物件。而這時候這些保險公司的資金配置情況，就會直接影響到這種投資和收購行為。
容易看出，巴菲特在20多年前說過的這句話今天仍然適用，並且做得非常好。事實上，巴菲特的投資理念堅定而簡單，幾十年來一貫如此。
巴菲特認為，企業最重要的管理行為就是資金分配，因為資金分配能夠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公司管理層的理性程度。
舉例來說，如果企業對於利潤的再投資，其投資報酬率能超過股權資本成本，那麼這時候就應該把所有利潤全部用來進行再投資；相反，如果再投資的投資報酬率低於股權資本成本，那麼這時候的這種再投資實際上就是低效益的。換句話說，這樣的投資越多，效益就越“差”。當然，這裡的“差”是相對而言的，並不一定表明就會發生虧損。但無論如何，這種投資行為是不理性的。
對於一家企業來說，如果它產生了自由現金流，並且這種自由現金流的再投資效益低於平均水平，這時候它依然有以下3種選擇：一是擴大現有業務，二是投資其他企業，三是分配掉。
仔細考察其投資結果，在第一種選擇下，繼續擴大現有業務只會使這種現金投入的內在價值越來越低，隨之而來的是該公司的股票價格越來越低，最終有可能被其他企業收購；採用第二種選擇，如果能購買到一家成長型公司，理論上說會對本公司的投資者有激勵作用，但巴菲特對此抱懷疑態度。他的理由是，這種做法代價太高，並且新老公司要重新整合成一家新公司，有可能會侵犯股東利益。
相比而言，巴菲特認為第三種做法即把公司獲利返回給股東是最明智的。既然該公司沒本事把再投資的業績回報維持在社會平均水平之上，那還不如返回給投資者，讓投資者自行處理。
當然，這種返回有兩種方式，一是給股東直接派發現金紅利，二是回購公司股份，變相提高股票的內在價值。在這兩種方式中，巴菲特特別青睞於回購股份。他認為，如果這時候該公司的股票價格低於內在價值，那麼這種回購股票對原有股東就是有利的；更不用說，這一舉措能夠更好地表明公司管理層以股東利益最大化為目的，反過來又會促使公司股票價格的回升。
巴菲特在伯克希爾公司1980年年報致股東的一封信中說，他完全贊同政府僱員保險公司經營管理層把當年1700萬美元利潤保留下來不分配的做法。正是因為政府僱員保險公司在兩年內陸續回購股票，才使得該公司流通在外的股份從原來的3400萬股減少到2100萬股。總股本減少了，也就變相增加了原有股東的權益。
巴菲特特別指出，政府僱員保險公司在同行業中取得驕人成績，原因之一就在於把自己定位於低經營成本企業。由於它的低成本運營，才使得它能夠在為客戶創造價值的同時，創造大量的自由現金流。它幾十年來一直如此，即使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發生危機，也沒有削弱這方面的競爭優勢。
巴菲特高興地說，他非常幸運自己當初能以4700萬美元的代價買入政府僱員保險公司的股份，要知道，如果是購買一家同樣能夠每年創造2000萬美元利潤的企業，至少需要投入2億美元，有些行業可能還要更高。
巴菲特對可口可樂公司的看法也是這樣。正是因為自由現金流的不斷增加，才使得可口可樂公司有能力派發現金紅利和回購股票。
可口可樂公司第一次回購股票發生在1984年，當時的回購數量是600萬股，從此以後每年都要回購，一共回購了億股，金額高達53億美元。在這9年間，靜態投資53億美元的股票，到1992年末總價值已達到185億美元。正是從中嚐到了甜頭，1992年7月可口可樂公司宣佈到2000年前還將繼續回購1億股，佔總流通股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