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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賞心樂事誰家園……明·湯顯祖（1）
中國人喜造園林，坐擁山水花木之樂。
園林者，有園有林方宜其名。
我國廣袤的土地上擁有著豐盛的植物資源，許多世界上著名的美麗、芳香的花卉原產自我國；透過古代勞動人民長期辛勤的栽培實踐，我國很早就成為園林和植物引種馴化的發達地區，以致在世界上獲得了公認的“園林之母”的稱號。
不少文獻資料皆稱黃帝時代已造園林。如《莊子》：“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韓詩外傳》：“鳳止帝東園，巢於阿閣”；《說苑》：“鳳集東囿，食竹食，棲桐木”；《文選》：“鳴鳳在林，夥於黃帝之園”。“圃”是以種植菜蔬為主，但也繁衍草木的園林，所以《詩經·齊風·東方未明》有“折柳樊圃”之說。“園”，《說文》釋得明白：“所以樹果也。”最古老的是“圃”字，在商代的甲骨文中可以找到，其寫法是在一個方匡中再添三至四株草或木，完全是個象形字。但黃帝事蹟，古遠渺茫，人們多不能肯定其為信史。
據說，夏代已有皇家園林，並種植有芍藥、桐樹等花木。宋人虞汝明《古琴疏》雲：“帝相元年，條谷貢桐、芍藥，帝命羿植桐於雲和，命武羅柏植芍藥於後苑。”“相”為夏代第五個王，羿又稱后羿，是夏代東夷族中的有窮氏的首領。
殷商第一代王湯在滅夏後建囿，稱為“湯囿”。（見於《淮南子·泰族訓》）末代君王商紂建“沙丘”之園林。司馬遷《史記》載：“（紂王）原賦稅以實鹿臺之錢，而盈巨橋之粟，益收狗與奇物……益廣沙丘苑臺，多取野獸蜚鳥置其中”，足見其驕奢。後來《史記集解》（南朝劉宋·裴駰）考證說，沙丘在“鉅鹿東北七十里”。這就是由正史首次記載的我國帝王的園林。
與此相比，奠定滅商基礎的周文王所建的“靈囿”，則是一片祥和之氣。《孟子·梁惠王》：“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又：“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鱉。”《詩經·大雅·靈臺》：“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百鳥翯翯，王在靈沼，於牣魚躍。”商代，囿中的草木鳥獸是由其自然滋生繁育的，人工設施不過是築臺掘沼以及在劃定的界域上設垣置欄而已。建囿的目的是供帝王貴族進行狩獵、遊樂和軍事訓練。而到了周代，王室設有掌管園圃的官吏，稱為場人或場師，有意識地負責管理果樹、瓜蔬、珍異文物。
大量記載著西周至春秋中葉歷時五百年社會面貌和風土人情的《詩經》，其中不少地方涉及了一般庭園的花木，如《魏風·園有桃》：“園有桃，其實之殽”，“園有棘，其實之食”；《魏風·十畝之間》：“十畝之間兮，桑者閒閒兮”；《小雅·鶴鳴》：“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園中有人工栽培的桃、棗、桑、檀等樹種。
在各國紛紛爭雄的春秋戰國時期，各國為了樹立和鞏固王權，紛紛大建宮室園林，因為它們實在是王權強大統一的象徵。如春秋時期，楚莊王有層臺。《說苑》稱其延石千重，延壤百里。楚靈王造章華臺，苑中栽茶與海棠。吳王夫差大興土木，有姑蘇臺、會錄園、梧桐園，又在靈巖山高官為西施修玩花池，內栽荷花。戰國時期，魏有“梁囿”、“溫囿”（見《戰國策》），秦有五苑（見《韓非子》）等等。秦昭襄王在位時發生饑荒，有人建議，在五苑中種植蔬、橡、果、棗、慄之類，用以濟民。
秦漢開始，園林急劇發展，其中稱為“苑”的皇家園林，廣可達數百里，內建宮室，或在宮室中闢地建苑，稱為“內苑”。苑中花草林木，大量的是由人工移植栽培。秦始皇統一中國後，在渭南建上林苑，蒐羅名果異樹多達三百餘種。一些觀賞植物成為了宮殿的名稱，如長楊宮、蘭池宮等。漢武帝劉徹擴建上林苑，《漢書·舊儀》載：“上林苑廣長三百里，置令丞右左尉。苑中養百獸，天子春秋獵射苑中，取獸無數，其中離官七十所，容千騎萬乘。”苑中林木發展到二千餘種。司馬相如《上林賦》雖寫的是秦時舊苑，實際反映的則是漢家現實。在他的描述中，苑中植有蘭惠、江蘺、麋蕪、留夷、蘘荷、杜若以及桂、盧橘、柑、柰、梬棗、蒲陶、荔枝、石榴、檳榔、楓、樺、椰、棕櫚、檀、樟、冬青等大量香草佳木。葛洪《西京雜記》也具體列出了一個名單，其中有梨十種，棗七種，慄四種，桃十種，李十五種，柰二種，查三種，稗三種，棠四種，梅七種，杏二種，桐三種，此外還有林檎、枇杷、楟、安石榴、白銀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