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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了。在非非中，他們透過“還原”的語言把物質還給了物質、甚至延綿了物質的直立意義，鬥爭的矛頭在這裡不是指向道德，而是指向任何一種道德語言施以他們的“暴力”——抒情暴力。為此他們大刀闊斧消解現代主義的精英意識，大一體性、消解超現實主義發明的專利——神經分裂症式的話語模式——這種模式的首創是蘭波，在此他們進而力圖消解蘭波式智慧中的混沌白熱以及後來狄蘭·托馬斯式的“個人情結”的煩熱眩暈。從這個意義上說非非所做的對語言的改變也是國際改變語言運動的一部分。５０年代的英國詩人拉金早就開始用簡練、表意直接而無驚人妙語的嫻熟技巧消解詞義晦澀、歪曲句法、故弄玄虛而又浪漫狂熱的狄蘭·托馬斯了。他使用不加渲染的、剋制而稍稍壓抑的文體、平易且樸素語氣來書寫日常性題材。拉金曾說過：“對我來說，整個古老世界、整個古典的聖經的神話都沒有什麼意思。我認為在今天再去搬用這類東西只能使詩充斥讓人費解的陳詞濫調，阻礙作者去發揮獨創性。”《第四次交談》，《倫敦期刊》，１９６４年第４卷、第８期。

三、非非主義的終結（6）

“按照一種現存的美學和一種現存的倫理去行事要容易得多了。”羅蘭·巴特：《寫作的零度》，李幼蒸譯，吳芳玉校，臺北，久大文化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９１。而非非必須忍受“發明”的痛苦，對於現實無用的痛苦，他們的痛苦來自於藍馬的首先“走向迷失”。迷失之後，他們想透過語言的“還原”來獲得一種超越詩界的涵蓋整個中國社會生活更廣大的話語體系——非非式的話語帝國。但他們所做的是一場前途未卜的較量，他們或許最終將輸給“傳統力量”，即：人們從道德的優勢上可以承認“今天”甚至“莽漢”，但很難承認非非，因非非是反傳統、反道德的，他們的“還原”長征也是虛無主義的長征，雖然何小竹曾自信地說：“非非誘人的近乎神話般的詩歌理想可以實現，為此我們對一切有關非非的誤解和非議不想有太多的申辯。”可隨著新時代的到來“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語言理想是否真能實現？非非本身也進入了一個當代的“西西弗斯”神話。

“風格是一種衝動性而非一種意圖性的產物，它含有某種粗糙的東西，這是一個無目標的形式，它是一種個人的封閉的過程，決非進行選擇和對文學進行反省的結果。風格僅僅是一種盲目的和固執的變化的結果，一個本能與世界交界處滋生的‘亞語言’部分。風格其實是一種發生學現象，是一種性情的蛻變，風格位於藝術之外。”羅蘭·巴特：《寫作的零度》，李幼蒸譯，吳芳玉校，臺北，久大文化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９１。而非非屬於那種無風格的詩人，他們以自己的技巧方式探討了從某種古典超然氣質中引發的現代性愉悅，非非回到語言結構本身，而風格則在非非之外。

“*主義式寫作和一種行為結合起來後，實際上立刻就變成了一種價值語言。例如工人階級一詞替換了‘人民’一詞。”同上。藍馬的前文化（還原）理論已排斥了語言中這一故意的含混性、即排斥了價值語言。

“在現代詩中，名詞被引向一種零狀態，同時，其中充滿著過去和未來的一切規定性。在這裡，字詞具有一種一般形式，它是一個‘類’。詩的每一個字詞因此就是一個無法預期的客體，一個潘多拉的魔盒，從中可以飛出語言潛在的一切可能性。現代詩把話語變成了字詞的一些靜止的聚集段。現代詩是一種客觀的詩。在現代詩中，自然變成了一些由孤單的和令人無法忍受的客體組成的非連續體。”同上。楊黎在他《十九個名詞》或《十九個名詞上與下》中實現了這種名詞的“零”狀態。這些陡然直立的互不相關的名詞是一種令人不安的話語，這名詞以“靜”的“聚集段”摧毀了一切倫理的意義並徹底吸收掉了風格。

“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教義必然導致一種規約性寫作，這種寫作應該十分清楚地指明一種應予表達的內容，卻沒有一種與該內容認同的形式。”羅蘭·巴特：《寫作的零度》，李幼蒸譯，吳芳玉校，臺北，久大文化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９１。非非透過他的“還原”把形式和內容結合在一起並反對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的硬化症。

“這種中性的新寫作是種毫不動心的寫作，或者說一種純潔的寫作”同上。：非非就像最早在《局外人》中運用這種透明語言的法國作家加繆一樣，完成了一種“不在”的中性寫作風格，語言的社會性或神化性在非非的詩中被消除了並獲得一種理想風格——“不在”即在、空即實，無個性即個性的最高實現。非非就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