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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我相信你們都已經從自己的錯誤中汲取了經驗教訓，但是我想，你們中沒有誰會想當然地對待自己所剩無幾的機遇。我們現在嘗試在做的就是保證給予大家最好的工具和使用這些工具的建議。如此一來，你們就可以充分利用這40次機遇了。
這種想法讓我眼前一亮。我從來沒有這樣看待過務農這件事。從某種程度上說，耕作是可預料的，它無非是播種和收割的迴圈，是一項費力卻又有收穫的工作，日復一日，年復一年，迴圈往復。作為一個農民，你總是處在一個追趕模式中，試圖完成下一項任務，然而當你環顧農場一週，卻發現還有20份想做卻又沒時間做的農活兒。有的時候，工作看起來似乎沒完沒了。而這位演講者在提醒我們，事實並非如此。40次機遇並不多，我自己也已經用掉了好些機遇了，所以，“不能再浪費時間了！”
從那以後，我對務農的看法就有了改變，但是我也意識到這個想法適用的領域不止於此。我們很容易陷入一種固定的生活節奏，然後沉重緩慢地前行。不論你喜歡或是討厭，擅長或是糾結於你所從事的工作，你都要記住，生活不是一臺跑步機，而是一條人行道。人生不能重來。不論我們做什麼，我們都只有有限的機遇來把它做對。
於是我開始捫心自問：我有沒有最大限度地利用我的機遇？我有沒有在逐年地不斷完善我的方法？我有沒有傾聽那些有新想法的人述說他們的理念？我有沒有從我的錯誤裡汲取教訓？
除了經營農場之外，我還有別的重要事情要打理。我的父親沃倫·巴菲特和母親蘇珊·巴菲特給了我一大筆錢，我用它創辦了霍德華·G·巴菲特基金會，對此我深感幸運和榮幸。透過這個基金會，我得以支援一些對我、我妻子和子女而言無比重要的事業，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野生動物保護。我曾因為出差和追求自己的攝影愛好，去過亞非拉國家很多次。我喜歡拍攝野生動物，特別是像山地大猩猩和獵豹這樣的瀕危動物。
在旅行期間，我所到過的瀕危棲息地越多，就越能理解全球糧食問題專家丹尼斯·埃弗裡（DennisAvery）曾經跟我說的：“沒有人會為了拯救一棵樹而捱餓。”隨著我逐漸看到問題的全貌，我開始知道為什麼這麼多動物會瀕臨滅絕，為什麼雨林在消失。就表面看，生物的大量毀滅理所當然應該怪罪於貪婪的偷獵者和腐敗的政府官員。而問題的核心在於，我也能夠看到那些和瀕危物種們共享一個生態系統的人本身其實也是岌岌可危的。他們中的很多人在捱餓。如果我除了偷獵瀕危動物以外別無他法餵飽我的小孩兒，我會怎麼做？如果我們賴以生存的土地因？過度使用遭到破壞而無法再產糧，子女飢腸轆轆沒有食物來源，那麼我是會坐以待斃，大讚毗鄰的雨林的美好，還是毀林開荒，利用森林下面的土壤？答案不言自明。
我認識到，如果我關注瀕危物種、棲息地保護和生物多樣性，我就應該著力解決更為根本的問題——飢餓問題。但是很快，一系列的數字又讓我寢食難安。
根據聯合國調查顯示，世界上如今約有8。7億人長期遭受持續性的飢餓。營養不良和飢餓給很多生活在世界落後地區的兒童帶來了終生的身體和發展負擔：其阻撓學生求學，與諸如恐怖主義以及人口販賣之類的威脅緊密相連。飢餓還是每一場戰爭背後的因素之一。佔領軍或叛軍搜刮當地居民的糧食，並以此要挾居民加入他們，為他們作戰；將村落與外部隔絕和斷絕食物供給是一個緩慢但有效的將村民拖垮甚至置其於死地的方法。食物就是力量。
美國有1/6的人口，也就是將近5000萬人面臨糧食問題，其中1600萬是兒童。這個問題的挑戰性和嚴肅性不言而喻，而且我們還要意識到，如今地球上的人口有70億，到2050年，即不到40年的時間，世界人口會增長到90億。也就是說，在我們中大多數人的有生之年裡，飢餓問題會愈演愈烈。
那次在斯隆公司，那個演講者的一席話讓我大開眼界，之後我對生態保護的想法有了一些轉變，就在這其後短短的幾年間，命運又給了我一次衝擊。2004年，我的母親蘇珊去世，這使得我父親對慈善事業有了些新的想法。我母親不僅鼓舞過我們的家人，而且也激勵過每一個認識她的人。她慷慨大方，心地善良，致力於將世界變得更美好。我父親曾想把他的一大筆財富轉交給母親的基金會，讓她去做慈善事業。然而，母親離世後，父親將這一大筆錢分給了我的姐姐、我以及弟弟，充實了我們各自的基金會。現在擺在我面前的是一個激動人心的挑戰，這是大多數人只會在電影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