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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諫言，只能用“無庸議”來表達——顯然，咸豐是想以如此方式打一個圓場。對於曾國藩，咸豐甚至還給予了某種褒揚，又讓他兼署刑部侍郎。這樣，年紀並不太大的曾國藩，陸續擔當並且同時兼任過禮部、吏部、兵部、工部、刑部等六部侍郎。這樣的經歷，在京城的漢族官員中，可謂屈指可數，也足見曾國藩的能力和聲望。不久，曾國藩又被咸豐任命為四川鄉試的主考官。曾國藩在四川悠閒地待了幾個月，不僅得到了很多實惠，同時遊歷了西南之地的很多地方，領略到在京城從未享受過的風光。
第二章 青雲直上（12）
那一年夏天，長江流域暴發了百年未遇的大水災，餓殍遍地，民不聊生。朝廷在這種情況下沒有及時調整政策，長江沿岸的橫徵暴斂依舊繼續。在這種情況下，熟悉民間疾苦的曾國藩又上了《備陳民間疾苦疏》。在曾國藩看來，南方暴亂之所以此起彼伏，主要原因就是那些貪官汙吏的所作所為導致官逼民反。現在，長江沿岸同樣潛伏危機，這些地方如干柴烈火，一點即著。在奏摺中，曾國藩詳細地列舉了很多嚴峻問題，看得出，曾國藩對於當時的社會狀況有著清楚的瞭解：
一是銀價之高，錢糧難交。蘇州、松州、鎮江、太平田賦錢糧之多，為天下之首。每一畝田地，產米一石五六至二石不等，如果除掉佃戶分得和抗欠的數目，土地所有者的全部收穫，滿打滿算只有八斗。而規定徵收的糧食卻在二斗左右，兌換成漕斛，再加上幫費，又要除去二斗。每畝共收八斗，交稅已用去六鬥，土地所有者就只能獲得兩鬥了。雖然如此使上交的六鬥米都以實物形式去交納，老百姓還會覺得很方便。無奈徵收實物的少，徵收折銀的多。即使是有時漕糧徵收實物，而幫費還必須折成銀兩，地丁也要交納銀兩。老百姓用辛勤耕作所得到的米去賣錢，可是米價太賤，百姓還是埋怨；拿錢去換銀，則銀價太高，百姓埋怨……
二是盜賊太多，良民不能安全。廬州、鳳陽、潁州、亳州一帶，自古以來都是盜賊密集的地方。北到豐縣、沛郡、蕭縣、碭郡，西至南陽、汝州、光州、固原，這都是天下的中原地區，一旦盜賊一鬨而聚，禍患則難以預測。近期聽說偷盜的氣焰越來越囂張，光天化日之下搶劫姦淫，綁架勒索，老百姓不得已告到官府。官府準備去捕捉，事先貼出告示，等到了那裡，地保便謊稱盜賊已逃跑。官吏便焚燒附近的民房，以顯示自己的威風，然後揚長而去；差役則腐化訛詐當事人的財物，滿載而歸，而盜賊實際上並未逃走。有時謊稱盜賊已死，殺死其他囚犯以抵此案，而盜賊其實並沒有死。案件不能了結，贓物不能追回，而當事人家就已破產了。忍氣吞聲，無力再告。即使再告，就算僥倖能夠發兵會捕，而兵役平常都和盜賊串通一氣，臨時得些好處，盜賊放走，一點也沒有痕跡；有的反借盜賊的名義恐嚇村裡的老實人，勒索大量財產，如果不給，就說他是盜賊的同夥，燒掉他的房屋，將他戴上枷鎖；又有的責難那人的同族或鄰里，命他們綁著盜賊來獻，直至押送到縣上，又向他們索取收押和轉送的費用。因此，凡是盜賊所在的地方，不只是當事人焦頭爛額，即使是最疏遠的親戚、最遠的鄉鄰，也都是重者傾家蕩產，輕者受到牽連，這種現象到處都是……
三是冤獄太多，正氣難以伸張。自從我代理刑部以後，看到京控、上告的案件，奏請皇上然後結案的有數十起，直接發公文結案的數百起，其中只有河南知府黃慶安一案、密雲防禦阿祥一案，經過審理，得以水落石出。其他的各個案件，大部分都判原告誣告罪，被告反倒一點沒事。這些案件給原告定的罪，根據例文，大約有這麼幾條：或者說申訴不屬實，打一百杖；或者說越級進京上告重事不屬實，發配到邊遠軍隊中；或者說以進言為藉口，挾制官府，發配到附近軍隊中；或者說涉嫌誣告本地主管官員，發配到有瘴氣的地方軍隊中。最終又不重判，便說懷疑是誣告，或者說申訴的人是有原因的，於是，就有了贖罪的方法，有了降低罪的等級的方法，使原告不曲不直，進退兩難，不能再去翻案；而被告則巧妙解脫，絕對不被加以罪名。下屬百姓告發官長，這種刁滑風氣確實不能助長。至於告發奸詐的官吏舞弊，告發敗壞的差役貪贓，卻說每個案件都是誣告，哪個會相信呢？即使百姓上告百姓，而說原告都是錯的，被告都是對的，哪個又會相信呢？上有聖明的君主，一定逃不過君主的明察。我考查原定條文中的記載，百姓上京告狀，有的提取該省審案材料來京城核對審訊，有的交給督撫審訊處理，有的派欽差大臣前去處理。近來卻全部交給督撫審理，督撫又交給首府，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