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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眼裡，世界就如同聖人揭示的那樣小蔥拌豆腐式的一清二白。他們不理解事物的複雜性。他們天真地相信，可以把所有陳舊的、落後的、過時的、腐朽的東西留在時間門檻的那一邊。可以在一張白紙上，從頭開始描畫最新最美的圖畫。在行動時，他們不習慣於採取步步為營、突破一點、逐步深入的漸進方式，而是習慣於提出龐大的綱領或計劃，企圖利用他們設想的模式和定律“一攬子”改造社會。這就決定了他們的改革方式是“大變”、“快變”、“全變”。
十八
光緒皇帝極端化的行為特徵其實正和中國歷史節律息息相通。幾千年來，中國社會一直在一“治”一“亂”的兩極中迴圈。王朝初興，開國皇帝極端振作，廢寢忘食，天下大治。不過數十年，統治者意志又會極端懈怠，一切陷入因循廢弛，不久天下大亂，從頭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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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緒：被“帝王教育”敗壞的人（19）
在一元化的“道”文化觀控制下，中華民族的文化性格缺乏彈性，總是在兩極間震盪。我們永遠在追求一種一攬子的解決方式，希望能夠畢其功於一役。戊戌變法的失敗，宣告了康有為的全盤西化的“道”的失敗。因此，以慈禧太后為首的保守勢力又拾起了“中國傳統”和“中國氣派”，試圖在諸神的保佑下驅除洋鬼子，關門大吉來永遠清清靜靜過日子。在孫大聖和二郎神失效後，被壓抑的革命力量瞬間反彈，造就了全盤西化的、“亞洲歷史上第一個”民國，造就了華而不實、急於求成的議會制民主。在過於急躁的西化努力受挫後，馬上又迎來了中國專制主義、愚昧主義的登峰造極之作———“文化大革命”。近代以來，我們這個民族總是暴露出急於求成、經不住挫折的弱點。我們總是希望一夜之間就能趕超他人，一夜之間就能證明自己的落後只是暫時的，是一不小心，如果我們一努力，就仍然會是天下第一，天朝上國。
就像光緒一樣，中華民族作為一個群體，其行為方式的大起大落，忽左忽右，其速度之快令人愕然。一種嘗試失敗，我們就會立刻跳到它的反面。從一定程度上來說，我們這個民族雖然存在了幾千年，但是整體性格似乎仍然不夠成熟，缺乏穩健、開闊、理性的核心，缺乏一份耐心、平和、踏實。
雖然說只有越過界限才能意識到界限的存在，然而我們的問題是不僅越過了界限，而且要走到碰得頭破血流，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之後，才能艱難轉身。就像一個刻薄的學者所說，中國的運動符合牛頓三大定理：需要很大的力量才能推動中國，符合第一定理；運動起來後就不會停止，符合第二定理；碰到頭破血流才會轉變方向，符合第三定理。
歷史充滿宿命。回顧近代以來中國的發展，我們發現，打擺子式發展的起點的形成，與光緒皇帝個人性格不無關係。如果當初領導變法的人能夠像青年時代的恭親王奕訢一樣，現實、靈活、理智，也許能夠取得變法的區域性成功，也許那次改革就會推開中國現代化的大門。也許中國就會從那個起點開始，更順暢地、更平穩地進行現代化轉型，會更快些地透過這條“多災多難”的狹長峽谷。可惜，集中了傳統文化刻板、極端、一元化思維基因的光緒皇帝一出手就把改良之路堵死了。“憤怒青年”主導的魯莽滅裂的戊戌變法的失敗，讓更多的人產生了這樣的印象：在強大的舊勢力控制下，任何區域性變革都是不可能的。解決中國的問題，只有徹底決裂，只有一次性解決，才有希望。由此開啟了革命的序幕。從那之後，中國的歷史開始上演一部又一部充滿了絕望、亢奮、不斷試圖徹底否定自己、希望鳳凰涅槃式重生的悲劇。
十九
閱讀戊戌變法中光緒和康有為那些慷慨激昂的文字，我們不能不為他們熾烈的愛國之心、焦灼的憂國之情所打動。在國家生死存亡之際，他們置個人的生死榮辱於不顧，寧願用個人的犧牲來換取國家的進步。光緒皇帝在要求改革時曾說，如果太后不同意進行變法，他寧可不當這個皇帝。康有為在回答他弟弟的質疑時，也說：“孔子之聖，知其不可為而為之。”
和權欲過強的慈禧太后比起來，光緒皇帝的愛國之心無疑更熾烈、更單純，改革派的一舉一動更少個人算計。然而，政治往往會懲罰那些單純的理想主義者，而鼓勵那些自私、醜陋的現實主義者。
“百日維新”雖然進行得轟轟烈烈，實際上卻是雷聲大，雨點小。正如時人所評“所謂新者，亦不過一紙詔書而已”。各地大臣多認為這些改革措施過急過快，對其中“十居七八”進行駁議。有的大臣反駁的語調，一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