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皇帝的五種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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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去睡覺。一個是爹管教得嚴，我爹最看不上的是孩子貪玩偷懶，見到了就是一頓巴掌，沒好沒歹；再一個是窮人家的孩子早當家，看著爹孃成日裡在地裡掙命，不易呀，想幫他們分分憂。

從小沒人疼過我，窮再加上孩子多，爹媽顧不上我。記得八歲那年大病一場，發寒熱，一會兒像火燒，一會兒像掉進冰窖，家裡請不起大夫，只好在炕上躺著。正是農忙時候，誰也騰不出手來照顧我，炕上放一大盆水一張被，冷了自己蓋被，熱了就喝水。一個人躺在那兒，其實就是等死啊，可惜我命大，活過來了。

張宏傑：你恨你的父母家人嗎？

朱元璋：不恨，他每都不容易啊，能把我生下來我已知足了，他每是喜歡我的，因我自小腦筋好使，送我讀了兩個月的私塾哩。我讀書聰明，私塾的孩子都不如我，我想著如果生在富貴人家也能考個功名，做大官人哩。可是家裡實在供不起，只好回地裡做活。

最恨的是那些官吏大戶們。那些大戶們，真是狠如毒蠍啊。我們一家人苦熬苦作，都被他們剝削去了。記得十歲那年，二哥娶親，家裡花銷大，交不起租子，臘月裡大戶王勝領著一夥家丁，把家裡剩下過冬的一斗半麥子搶走了，把家裡破櫃子、鍋子都抄走了。我爹一輩子沒向人低過頭，那次給王勝跪下了，因大嫂正懷著孩子，求他讓過了這個年，那王勝不但不聽，還打了我爹一個耳光。一家人寒冬臘月，從東鄉搬家到西鄉，那一年，正是在土地廟裡過的，至今一想起我爹給王勝跪下的那一刻，我心裡還直翻騰，那時候，我真恨不得上去給王勝開膛破肚，看看他們的心是什麼做的。打那兒以後，我一直想，將來有一天我發達了，一定把王勝等活活剝了。也自從那一天，我就真正懂事了，發誓不論吃什麼苦，受什麼罪，哪怕死後下地獄，也一定要出人頭地，不再受我爹這樣的屈辱。

張宏傑：是不是因為這樣的經歷使你痛恨天下所有的大戶？

朱元璋：天下的大戶們心腸都是黑的。他們沒有一個不是貪得無厭，凌弱吞貧，虐小欺老。對佃戶的租子，千方百計加價搜刮，一粒也不能少；國家的賦稅徭役能逃就逃，能推就推，想辦法欺騙官府，瞞產瞞田。那些當官的，每日裡只知道飲酒作樂，不管百姓疾苦，下屬拜見要給“拜見錢”，過節要“過節錢”，過生日要“生日錢”，管個事要“常例錢”，往來迎送要“人情錢”，發個傳票需要“齎發錢”，打官司要“公事錢”，平白無故也要錢，叫做“撒花錢”。主管監察的肅政廉訪下鄉，竟公開帶著管錢的庫子檢鈔、稱銀。鬧災時下鄉放賑的官員公然把賑米賤價賣給大戶（《草木子》卷四）。你說，這些人可不可恨。我們窮人的苦楚，就是這些人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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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心理諮詢記錄（7）

張宏傑：我記得你曾說過：“若在民間，則州縣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貪財好色，飲酒廢事，凡民間疾苦視之漠在，心實怒之。”

朱元璋：是呀，所以自打平了陳友諒，我就想好好做個規矩，鏟盡天下這些不平事。廉能的官員不小心犯了過錯，我不去追究，但誰貪汙，哪怕一兩，我也折磨死他。

張宏傑：我覺得朱先生身上存在著兩種矛盾的傾向，一種是極端的秩序、節儉、自我約束，另一種是狂暴、攻擊、虐待狂，這兩種反向的衝動以一種奇怪的方式扭結在一起，形成了一種理性掩蓋的巨大破壞力量。

從本質上說，朱先生應該是一個克勤克儉的農民，因為他是在一個典型的勤勞本分的農家長大。事實上，當初他參加農民軍，選擇“叛亂”時，也是迫不得已，並且猶豫再三。當時他棲身的皇覺寺被亂軍燒了，無家可歸，即使如此，他還是翻來覆去地想了好些日子，一直決斷不下，最後在菩薩面前占卜三次，三次都是吉卦，這才下了決心。所以說，雖然他膽大有決斷，但絕不是反社會型的人。是元末的農民起義選擇了他而不是他選擇了起義。

朱先生性格另一面的本源是成長過程中受到的傷害。嚴酷的童年形成了他的偏執傾向，而至正四年（１３４４年）的遭遇又大大加劇了這一傾向。朱先生，至正四年（１３４４年）是不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年？

朱元璋：是我最不願想起的一年。

張宏傑：還是我來向兩位介紹一下朱先生的這段痛苦經歷。如你們所知，中國歷史上災荒一直連綿不斷。至正四年，淮河流域大旱，後來又鬧蝗災和瘟疫。關於災荒、飢餓、食人之類的記載，中國史書上筆筆皆是，我隨便引述一下明末陝西災荒的記載，以幫助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