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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爺當然敏感到，餘大頭背後是“另有高人”的。他同時意識到這個“高人”很可能就是那個老書記。他做這樣的猜測，有兩個理由：一，如果是別的高層領導，為什麼一定要調動這個餘達成出面來做工作？這種事，政治上非常敏感，甚至還可以說有點“犯忌”，絕對出不得半點差錯；因此是隻能找自己的“心腹者”去做的。二，勞爺早就聽說，最早發現和提拔顧立源的，就是這個老書記。當時的陶里根還只是一個小破縣，由於地處中蘇邊界，上個世紀六十年代那會兒，邊界上摩擦不斷，戰事頻仍，縣城裡的市政建設和經濟發展都停滯不前，說它是個縣城，細論其規模和麵貌，還真趕不上內地的一個鄉鎮。一兩條破舊的大街，幾家冷冷清清的商店和不那麼景氣的飯館。江邊上幾十艘同樣破舊的漁船對峙著江對岸那高聳的鋼架瞭望塔和來回穿梭的巡邏炮艇。延續到八十年代中期，情況並沒有太大的變化。而那會兒的顧立源也還只是縣政府辦公室三個副主任中排名最後一位的副主任。一個畢業後“很不幸”地被分回家鄉來謀生的大學生。當地縣工商聯機關裡一名普通工作人員的小兒子。如果不是發生了後來那些事情，可以說，顧代省長的前程並不會比他的父親好到哪兒去。很可能就會像他無數的前輩一樣，窩在這樣一個小破縣城裡終其一生。後來他幸運地遭遇了這樣兩件事。一件是大事，是跟全中國十來億人一起遭遇的，那就是“改革開放”。第二件事似乎是“小事”，但對他個人來說，又是一件大得不能再大的事情。八十年代中期，隨著“改革春風吹綠邊疆大地”，一位中央主要領導來這裡視察——在此以前，除了軍方三總部的一些高階將領為部署自衛反擊戰役到陶里根縣城裡來住過一陣，此地還沒有來過更大的領導人。那位中央主要領導，在眾人陪同下興致勃勃地在江邊走了一圈，指著依然冷清和破舊的陶里根，非常感慨地對陪同視察的省市領導說，南邊我們能在一個漁村的基礎上搞出一個深圳，北邊為什麼就不能把一個小縣城變成另一個深圳？你們的思想能不能再解放一點？步子能不能再邁得大一點？當時主陪的就是那個老書記。他那會兒還在位。他忙答道，當然可以，就是希望中央能給我們一點政策。“政策，只要有利於改革開放，當然可以考慮的嘛。你們要什麼政策？啊？”這位以爽快、豪放和激情洋溢著稱的中央主要領導回過頭來問老書記。老書記雖然還是比較瞭解這位中央領導的，但那天還是沒想到會如此潑辣爽快，當即就要跟他探討，中央給些什麼政策，就能加快陶里根的變革。一個統率全國大局的中央主要領導，這一刻在關心陶里根的前途，願意給這麼一個小破縣一點政策，以利於它的發展，這可是千載萬載都難逢的機會啊。當然，他也可以說一些官話套話來搪塞，但官話套話是隻能應付場面，卻起不了任何實際作用。這時候如果只說些官話套話，恐怕不僅起不到實際作用，還會引起這位中央主要領導的極大反感，讓他感到當地官員平庸無能。但到底要一個什麼政策呢？不僅是老書記，就是陪同視察的所有的同志，事先都沒做準備啊。事先沒人說中央領導在視察時要跟他們討論這個問題啊。再說，作為高緯度地區一個工業大省的一把手，老書記和省委領導班子裡的同志正為全省那麼些特大型國有企業憂慮著，操心著。這些大企業曾作為共和國的長子、驕子，為共和國的起步壯大造血輸氧提氣。但現在，它們幾乎無一不面臨困境，由此而造成的嚴重的社會問題和經濟困境逼得這些“封疆大吏”，食不甘味，夜不成寐。所以，他們一時間確實還顧不上陶里根這樣的“小縣城”，還來不及深入細緻地思考適合這個邊境小縣的發展思路和特殊政策。為此，面對中央主要領導的“詢問”、“追索”，老書記語塞。在場所有的大小官員也都不知所措，只知屏息靜氣地等待。現場氣氛陡然有些緊張起來。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只見一位一直在最後一排站著的年輕人，趕緊拿起一把太陽傘往前湊到中央領導跟前，一邊說：“總書記，太陽光太毒了，用傘給您擋著點吧。”一邊卻藉此機會用自己的身子擋住中央領導的視線，同時把一張小紙條悄悄塞到了老書記手裡。老書記開啟紙條很快掃了一眼，只見小紙條上寫著三個字：“邊貿權”。啊。這一點提醒得好啊。建國幾十年，外貿和邊貿權都是嚴格控制在中央手裡的。外貿權和邊貿權，是國家主權的象徵，也是保持和保證國家高度集中統一所必須嚴格掌握的權力。二權高度控制在中央手裡，多年來似乎是天經地義的事。沒有人會去懷疑和挑戰這個權力和政策。但是，陶里根地處邊境，如果在邊貿問題上給它以一定的自由度，這不就等於給它的前行增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