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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石路兩旁各栽種著一排高大的楊樹，在黑夜裡，這些擁有粗大樹身和巨大樹冠的老樹，把這條路掩蔽得很嚴密。他這時正需要一個比較清靜而又確保自己不受干擾的地方，停了車，讓自己認認真真地把前前後後發生的事情好好評估一下。於是鬆了手剎，掛上一檔，慢慢把車踅進那砂石路口，又往裡走了二三十米，這才完全停了車，滅了燈，熄了火，鬆開安全帶扣，長吐出一口氣，往座椅上一靠，忍著頭部的脹疼，對自己面臨的局勢，細細檢點起來。
首先他確定，自己在事發後，立即慌急慌忙地離開這小城，是非常不明智的。假如，勞爺確像他自己說的那樣，是被“謀殺”的，那麼“兇手”一定早就盯上了勞爺，因此一定也掌握了他邵長水的動態。甚至還可以做這樣的推斷，“兇手”決定今天對勞爺下手，很可能跟他倆今天的這個見面不無關係。（跟最高人民法院的那個最新決定也有某種內在的關係？）“兇手”，或“兇手”背後的人，不希望勞爺把他近幾個月來調查瞭解所得，交到邵長水手裡，所以搶在他倆細談前，下此“毒手”“滅口”。如果這個判斷成立，事發後不久，他突然“失蹤”，離開了這個小城，只能被這幫人認為，他已經從勞爺嘴裡得到了什麼情況，他們就會或明或暗地追蹤過來，要糾纏他，控制他，甚至在必要時，也未嘗不會對他下什麼“毒手”，以圖“滅口”。為此，現在他必須以一個平常人的平常姿態，出現在他們面前，以便能讓他們錯以為，他從勞爺那兒沒有得到任何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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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一場春雨，是綿綿細雨（2）
假如不是謀殺呢？那自己更沒必要這樣“匆匆逃離”此地了。他更有那樣的義務，留下來幫著把勞爺的後事料理好。
總之，不管是謀殺，還是不是謀殺，保持平靜，暫時留下，是惟一恰當的做法。留下，看一看，也許還能看出一些名堂來呢？
慌個啥嘛！
想到這裡，他倒吸了一口涼氣，穩住自己的情緒，掏出手機，給小賓館前臺打了個電話，說明自己就是剛才退房的客人，並亮明瞭自己省公安廳刑警的身份，是來此地辦案的；並問，在我退房這段時間裡，有人來打聽過我嗎？聽到前臺服務員回答說沒有，他稍稍鬆了口氣，立即又關照道，因為工作需要，他得馬上回來，還要住原來的那個房間，並請他們在電腦裡刪去剛才退房的記錄。
趕回那個小賓館，他怕已經有人在監視這地方了，便沒像先前似的，大大方方地從正前方進入小賓館大門口的停車位，而是繞到後門，把車停到後院一個背靜的角落裡。他也沒直接到前臺去取房門鑰匙，也沒坐電梯上樓，而是走安全通道，爬樓上了自己住的那一層；到房間門口，才打電話讓前臺服務員把房門鑰匙送到他手上。接過鑰匙前，他掏出帶有金屬警徽牌牌兒的刑警證，讓那個前臺服務員看過，然後把他請到自己的房間裡，告訴他，不管有誰來打聽，都不能跟他們說，他剛才退過房。“這是破案的需要。千萬別跟我二五眼了。啊？”他再次強調了一遍。那服務員忙點點頭，問：“假如有人來找你，讓見不讓見？”他說：“除了別透露我退過房，別的，該幹嗎還幹嗎。真有人來找我，你們得問明白來人的姓名和單位，先往我房間裡打個電話通報一下。”
送走服務員，他鎖上房門，拉上窗簾，關掉大燈，只開一盞檯燈，戴上手套，既迫不及待，又小心翼翼地從手包裡掏出勞爺塞進去的兩件東西。一件是一個袖珍的小記事本兒，另一件是一把形狀頗有點怪異的鑰匙。這兩件東西上，現在都沾著勞爺的血。袖珍的小記事本做得十分精緻，仿羊皮的封面上，烙著凹凸不平的幾個俄文字母“HEPKA”，頁邊都鍍著金粉。扉頁上還印著一條活蹦亂跳的魚。（後來邵長水打聽到，這種魚是出產於俄國中部著名的勒拿河裡的紅鱒魚，而“HEPKA”這幾個字在俄文裡，也就是“紅鱒魚”的意思。）開啟記事本，大部分的頁面都是空白的。只有一頭一尾，各有幾頁是寫了字的。頭上的幾頁，寫的全是英文字母。邵長水懂一點英語，根據他掌握的那一點英語單詞和英語拼寫知識，他斷定，這些英文字母完全是無序羅列在一起的。或者可以說是借用英文字母，勞爺自創設計的一種“密碼語言”（？）。記事本的最後幾頁上，倒是讓人看得挺明白，那裡抄寫了一份五筆字型的字根表。看來，下海後，勞爺為了讓自己適應新崗位的需要，學習在電腦上使用五筆輸入法進行文字錄入。五筆輸入法，有它的優點，但它的難度恰恰就在初學時，必須熟記大量的字根符號。許多年輕人都怕學這“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