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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們畫了無數個枕頭面、兜肚面、門簾子、桌圍子，畫的時候我精心盡意，也聽到她們連聲誇好。等到她們用針線把我畫的圖案繡出來，讓我一看，沒有一個不讓我感到遺憾，甚至大失所望的，以後害怕再看見被她們抹了黑的“傑作”擺在她們家的炕上，掛在她們家的門上，穿在她們的孩子身上，更怕擺上、掛上、穿上之後總對別人說是我給畫的圖樣。每當這個時候，我除了不好意思，害臊，就想罵她們：笨娘兒們，兩隻拙手把花草都給我繡蔫了，把鳥獸都給我繡死了，還有臉顯擺哪。你們就會養孩子、串門子、扯老婆舌頭！比起趙四兒的花，她們那些簡直不是繡花，是糟踐人！往後，我決不再給那些笨娘兒們畫花樣子。
不久，國民黨駐紮在榆公路線的地方民團，發高燒似的折騰起來。不是搜捕共產黨的工作人員，就是搶糧食、搶菜、搶牲口。一天早上，趙四兒走進我家，把小白包纎往炕上一扔，對我和姐姐說，我就住在你們這兒啦！
三個人一商量，決定趙四兒留在我們家住宿，我也不必離開家另找地方，三個人就夥睡一條並不大的土炕。一切都是這麼自自然然、入情入理，誰也沒有嫌疑什麼，誰也沒有什麼不方便。儘管趙四兒那會兒已是個十八大九的姑娘，而我畢竟也是個正在長身體，成熟起來，而且朦朧懂得了一些男女間事情的小夥子，可是我們誰都沒有一絲一毫的邪念。當時的農村是貧窮落後的，在許多世事方面顯出古老和愚昧。但是人與人之間，親戚朋友之間那種親密無間，純淨而又純真的關係，我一輩子都懷念、都珍視，常常不能自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