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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下，在新的長征中，把步子邁正，把創作搞好。我現在雖然身體不行了，但還年輕，還能為黨工作一二十年。我要用黨和人民給我的筆，寫出較好的作品，以功補過，為實現祖國“四個現代化”貢獻出自己的一份力量。這是我的心願，也是我的誓言，更是黨組織和同志們對我的要求和希望。我是有信心的。這個大跟斗跌得很重，是損失，也是收穫。如果能從積極方面接受教訓，會成為寶貴財富，使我受用終生，我將變得聰明起來、堅強起來。光明的中國，自有每個革命者的光明前途。迷途知返，我要勇敢地前進！
我的檢查很不深刻，我願意繼續檢查，希望同志們幫助我。
這篇思想檢查實際上是大會召開後，我以會議發言為藍本寫的。主持會議的是市委文教組的王利民，他說我很真誠，說的都是真心話。他說得對，我的確沒有半點隱瞞。但那是70年代，寫什麼都要加一大堆套話，所以今天讀來好像是在敷衍。當時劉少奇還未平反，我將他和“四人幫”、林彪並列在了一起。這篇文章本來是給《北京文藝》寫的，但市委看了不同意發表，認為沒必要把我的錯誤大肆宣傳。他們有自己的考慮。
關於和江青，我覺得還有些補充。江青和我聊天，大都是關於《豔陽天》的，她說看到小石頭的死，心裡很難過。我覺得作為讀者，她的看法和我很相近。她很喜歡《豔陽天》。說實話，第一次見面，我對她印象不錯。她請我看的蘇聯、日本電影我覺得都可以接受。但我不願和她一起看，太緊張。她讓我坐在她身邊，好多人眼裡都流露出嫉妒，這我心裡明白。有些軍隊上的人讓我給江青轉信，我從沒轉過。因為覺得轉了她也不會看。信的內容並不像後來傳的那樣是效忠信，只是一些具體事務，軍隊的、地方的事向中央反映，沒什麼特別慘、需要幫助的。
江青似乎對空軍印象不好，不太信任，她是呼叫海軍飛機送我們去的西沙群島。我們三個人穿了軍裝，每人配了警衛員，一早就飛到廣州。許世友、###等廣東領導到軍隊招待所看望我們，並要去江青的信，第二天印成鉛字發到連隊支部。我們坐直升機跑遍西沙諸島，一天跑二三個島，開了十幾次會。我懂得自己只是文藝工作者，只有帶信任務，在會上一句話不說，由部隊首長念信。
那時在西沙看什麼都好，大海真藍，一塵不染，心中有一股愛國主義情緒。張永枚寫詩較快，而我寫小說比較慢。寫第二部時為了補充素材，還特意到湛江去了一趟，一個月寫完全稿。
由於對生活不熟悉，《西沙兒女》採用詩體形式，在形式上變變樣，避免把故事寫得那麼細。把我所知道的我家鄉抗戰故事改造一下應用上去了。寫這本書，熱情很高，但又是應付差事，不足為法。
那次被市委從延慶叫來，就是讓我去開會的。我們到了人民大會堂門前，我走進會場，有一個穿軍裝的女人迎出來說，會議已開始，怎麼才來？這是謝靜宜。到了大餐廳，坐了幾百人。謝靜宜說，他們到了。我們正要低頭找位子。江青站起來說，還往哪走？就坐這兒。讓我們坐到她那一桌。那天江青把張天民罵了一頓，說無大錯，還有小錯。張永枚被江青點了幾句，嚇得有點神經質，每天早上老在一個地方掃地。有一次別人剛掃完，他又掃，走近告訴他，他竟從懷裡拿出江青與他合影的照片給人看。
後來，張永枚變得有些不正常，說話顛三倒四，一會兒說月亮很圓，一會兒說星星。跟他睡一屋，我外出串門，他老是把門反鎖上，非常緊張。聽說他後來曾送進精神病院，前些年他還給我寄過材料，有過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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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內中滋味難以道明（10）
回北京的火車上，于會泳對大家說，回去後對誰也不要說這裡的事，否則會受干擾。我回京後就向市委彙報詳情，並說要寫建軍五十週年劇本，已分配張天民寫大慶，張永枚寫赤水，我寫井岡山。我不熟悉軍隊生活，有為難情緒。市委黃書記說，你的事難辦。我說，你是領導，你得想辦法。於是，就安排我除夕之夜住院，一開始送到朝陽醫院，聽說周揚住在那裡，連忙換到三�一醫院，躲在病房裡改寫《金光大道》第三部。1976年4月清明節發生###，在天安門廣場清場之時，我接到市委一個緊急電話，要我趕快離京上《井岡山》創作組。
當時江青有幾次在不同場合表示對《豔陽天》的好感。有時在釣魚臺開會，她會問，浩然同志請來了嗎？在文藝會上她曾這樣說過，浩然是一位執行毛主席文藝路線的好作家，好就好在是按《講話》精神一點一滴去做的，長期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