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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農村孤兒培養起來的文學作者，在革命鬥爭的關鍵時刻，沒有保衛人民的利益，反而以自己的言行危害了人民的利益的時候，我不能不十分慚愧和悔恨，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一舉粉碎了“四人幫”反黨集團，也挽救了我這樣一個上過當、受過騙、犯了嚴重錯誤的創作幹部。一年多來，許多報刊對我的錯誤作品和言論做了批判，促進了我的覺悟；本單位的同志們，業餘作者同志們和郊區農村的幹部和群眾，給了我熱情的幫助與教育，使我有了總結經驗教訓、改正錯誤的勇氣和力量。黨的“十一”大和五屆人大提出新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動員了億萬人民，開始了新的長征，各條戰線都出現了蓬勃的景象，這些都有力地鼓舞著我，使我有信心從跌倒的地方爬起來，當一個為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積極因素。今天我又參加了這樣一個會議，給我一個受教育的機會，我不能不十分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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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內中滋味難以道明（3）
“文化大革命”以來這十幾年，我所走過的道路是曲折的，我所犯的錯誤是嚴重的，而且錯綜複雜；這需要自己在領導和同志們大力幫助下，經過痛苦的過程，才能得到真正的清理。但是，我下決心認錯、改錯，在生活和創作道路上，來個新的開始。因此，我願意利用今天這個時機，向同志們說清自己所犯的錯誤事實，擺出我的錯誤思想，彙報我的初步認識，取得同志們的批評和幫助。
我從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到1976年底，三十歲出頭的最好年華停下了筆，荒廢了五年之久，我是很痛惜的。於1971年5月又重回創作崗位，心裡興奮，勁頭很足。當時書店沒有書賣，讀者沒有書看，也激起了我的責任感。周總理支援召開的全國出版會議，更加鼓舞了我，很想大幹一場。我那時是懷著美妙的理想、用天真的眼光看待文藝界現實的，覺得經過“文化大革命”了要安定了，文藝會很快地繁榮起來。社會上推廣的所謂樣板戲經驗，我感到受約束，但卻認為是“黨”提倡的，仍然用功地“學習”和“領會”。報紙上提出不要寫真人真事，我就趕緊放下了寫了半截兒的王國福傳記文學，把1962年夏天起草的一部舊稿拿出來，吸收傳記的部分材料，重新寫起。新的長篇出來了，又寫了短篇集、兒童故事集，還整理出版了“文化大革命”前的幾本舊作。這時候，我的書出多了，報刊上對我的評論也多了，我經常在外事場所露面，又出席了黨的“十大”。也就在這個時候，“四人幫”的文化專制主義更加猖獗。大批知名的老作家被禁在幹校，有的同志寫一首詩就遭到暗算，發表一篇小說就招來大禍。隨後又是批“黑畫”、反“黑線回潮”等等接踵而至。這些都對我起著“打騾子驚馬”、“殺雞嚇猴”的作用。我左右前後一看，產生了一種難以名狀的恐懼心理，開始感到孤單，感到風險，害怕抽打別的作家的鞭子抽到我的身上。就在這個時候，叛徒江青向我伸出黑手——1974年1月20日晚上，我突然接到她送來的兩份“批林批孔”的材料。兩天以後，她又讓《人民日報》通知我看電影《中國》。又過兩天，我到一位業餘作者家串門，接到市委通知，讓我趕到天橋大劇場，說江青要“請”我看戲。這樣，“四人幫”就把我抓住了。從1974年1月24日到1975年9月17日，我跟叛徒江青在小範圍場所見過四次面（每次都是七八個人以上，沒有個別見過面），被她利用，做過四件危害人民利益的錯誤事情，即往西沙送黑信、寫《西沙兒女》、訪問西四北小學和參加電影《井岡山》的創作。
在天橋劇場第一次跟江青見面，她裝出一副“熱情可親”的樣子，開口就問，浩然，我過去是不是虧待你了？使我不知如何回答。她又說，你這麼年輕啊！你寫了那麼多東西，我周圍有你許多崇拜者，他們喜歡看你的小說，資產階級不欣賞你，等等，把我大捧一通，就胡亂地談論起《豔陽天》小說和電影。她還說，你的《豔陽天》我看過。請你原諒我，《金光大道》沒看。我工作忙，眼睛也不好了……她還指示在場的于會泳等人：你們以後有這方面的事情要請教浩然同志，他是專家，請他看戲，不要怕人家批評，你們幾個裡邊沒有懂小說創作的，等等。
我是農村幹部出身，過去對叛徒江青的醜惡歷史一無所知，我把她看成是“中央領導”，尤其錯誤地把她看成是“代表”毛主席的。她接見我這樣一個普通的文學寫作者，本來出於反黨目的，是拉攏我，擴充“四人幫”的勢力，我卻誤認為她這樣對待我，是體現“黨”的關懷，以為她過去“抓”了樣板戲，這回要開始“抓”小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