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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要看如何理解“真實”二字了。對我來說，積極的、光明的一面永遠是生活的主流。我的作品當然要寫這些。至於單幹，當時的確只有那些被認為落後的人才希望；和我要好的、談得來的都反對單幹，這是現實。
其實寫《金光大道》時，互助組已過去十多年了。60年代，我在城裡住的時間長了，對農村瞭解少了。而70年代初，農村已走得太快了，太左了，我已經接受不了了。所以我只能返回頭來寫50年代。
人們喜歡《豔陽天》也許還因為它的手法更像中國古典小說，人物更生活化、個性化。但在《金光大道》中我沒有順著這條路走下去，現在想來有點可惜。
還有，在《豔陽天》和《金光大道》中我非常突出血統論。今天我當然不這麼看了。時間會使人改變很多，我也不例外。
《豔陽天》的稿費是千字十元，我全部交了黨費。雖然那時家境不富裕，一家人只有我掙工資，但從沒想過要留下給自己或家人買點什麼，毫不猶豫就交了。現在可能有人不理解，但當時就是這樣，無須任何人動員。《金光大道》出版時，稿費已取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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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內中滋味難以道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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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966年到1976年這十年，我不能上天入地，只能跟著風浪顛簸，所以這一段的歷史腳步是複雜險峻的，而且表面上豐富多彩，內涵卻有著各種滋味，非是幾頁稿紙所能說清道明的。寫完《豔陽天》，“文革”開始了。
後來“三家村”被揪出來，我不明底細，在縣城給寫作者作報告，回答提問時涉及“三家村”，被人打了小報告說成為“三家村”開脫。6月2日調回到北京市文聯。管樺說我：你發什麼瘋，被人揭發！文聯領導讓我準備檢查。沒想到，以軍宣隊為主的工作組看了我的檔案，認為我出身好，長期在農村寫作，群眾反映不錯，便把我推到市文聯革委會副主任的實權位置，由此開始譭譽不一的幾個月造反日子。
1966年8月中旬，北京大學中文系應屆畢業生侯文正，隻身一人闖進市文聯串聯、造反。他說市文聯是一潭死水，在文聯大門上貼了一副對聯：“廟小妖風大，池淺王八多。”
這時，被保護在醫院裡的老舍從醫院打來電話，要求出院參加群眾運動。我勸他先養病，但他執意要來。
8月23日的下午，我正在辦公室整理一份報告材料，忽聽院子裡一片喧譁。打字員小丁慌忙跑來告訴我，說是那個姓侯的給一箇中學打了電話，勾來了一汽車紅衛兵，到文聯造反來了！我趕緊跑出房門，只見一輛卡車停在門前，一車身穿綠軍裝的女學生，正一個接一個地從車上往下跳。侯文正和文聯內的少數造反派串通一氣，要挾文聯的全體人員到院子裡集合。接著，就按照已經列好的名單，點一個，揪一個，揪一個就鬥一個，一會兒工夫，竟揪出了一片。不少人捱了皮帶抽打，所有被揪的人都戴上了寫著“黑幫”、“反動權威”等字樣的木牌子。我一眼瞧見了老舍正站在院子裡，立刻意識到，老舍是統戰物件，應當由軍宣隊出面予以保護。於是，連忙向後院軍宣隊的辦公室跑去。路上，草明攔住了我。她臉色蒼白，渾身發抖，用兩隻冰涼的手攥住我的手腕，哀求道，浩然，我害怕死了，救救我吧！我說，你趕快藏起來吧！聽了這話，她嗖地一下子跑了。
找到軍宣隊說明了情況，我請求他們向紅衛兵解釋清楚，以保證老舍的人身安全。軍代表躺著不動，說，正確對待群眾運動嘛，紅衛兵小將要揪誰，我們也沒有辦法！我急得跺腳，只好給市“文革”辦公室打電話，請求他們給說句話，但得到的答覆如出一轍。當我懷著惴惴不安的心情回到前院時，老舍已被揪出，掛上了牌子，正被抽打著推上汽車，說是要與別的“黑幫”一起拉到孔廟去燒戲裝。
我怕造成嚴重後果，便當機立斷，派“文革”辦公室的幹部周述曾也跟上車隨老舍同去。並囑咐周述曾說，萬一發生什麼事，趕快打電話來。
兩個小時過去了，周述曾打來電話，說老舍受了傷。我立即找到司機班，派汽車把老舍和周述曾接回來。誰知，接老舍的汽車剛剛開進文聯大門口，又被一夥進行大串聯的紅衛兵發現了。他們看到老舍被紅衛兵打傷後，頭上纏著水袖，立刻一擁而上，將老舍圍住，又進行批鬥。這時，一個著名作家突然跳了出來，當著滿院子的紅衛兵揭發老舍。她說老舍是反動權威，崇洋媚外，不要人民幣要美金，把《駱駝祥子》的版權賣給了美帝國主義……在她的鼓動下，一些憤怒的紅衛兵對老舍的打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