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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天賦、熱情，藝術上會有更高的昇華。然而，當時我整日處於矛盾狀態中，我被歪曲、被利用，還要常常自發地在自我頭腦中鬧革命！但儘管如此，我認為在“文革”期間，我對社會、對人民是有積極貢獻的。
第一，我的兩部作品堅持寫生活寫人物，寫人情世態，對當時流行的創作之風——《虹南作戰史》、《牛田洋》等“小說樣板”是個迎頭痛擊。第二，他們推行“樣板戲”的創作經驗，我當時沒有認識到是陰謀，總覺得有些人對毛澤東思想有片面的歪曲。比如“三突出”，光強調寫作時的“三突出”，不全面、不正確，應當從深入生活開始就強調“三突出”。所以我到處講深入生活，談深入生活的體驗，寫上百篇談深入生活的文章。在那時的文壇上，這形成了另一種聲音，一種新鮮的、與眾不同的聲音。這種聲音對當時的文藝界有相當重要的影響力。
在當時的形勢下，我沒有利用我在社會上的影響，搞任何整人的勾當，沒搞任何歪門邪道，沒有順應一些“樣板”的路子，順水推舟地沿著他們開出的路子往前推進，而是本著自己的理解，盡力地堅持正確的方向。
在中國展開對極“左”路線進行揭批清理之初，國際上一次討論中國文學現狀的會上，有一位外國評論家說，那時只有浩然的小說創作是沙漠中的一片綠洲。
在中國到處是一片徹底否定我的浪潮中，聽到這樣的聲音，我很欣慰。想到我們國內，最瞭解中國當時情形的中國人，對這些卻視而不見，實在可悲！
當時受到觀念和水平的限制，有些東西不太恰當，特別是《金光大道》強化了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淡化了一些東西，但它們真實地記錄了那時的社會和人，那時人們的思想情緒。
所有作品中，我最喜歡《金光大道》，不是從藝術技巧上，而是從個人感情上。我是農民的兒子，我一直想用筆給農民樹碑立傳，《金光大道》圓了我的夢。
這些話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滿。我忘記了自己原話是怎麼說的，大概意思可能如此，但有些詞和說法不太符合我說話的口氣，兩個記者採訪後，文章登報前，我沒有看過原文。攻擊我的人說，浩然的確創造了一個“奇蹟”，一個大言不慚、自我吹噓、自我膨脹的奇蹟。我想自己有說話不謹慎的地方，但恐怕不會稱自己為奇蹟。“奇蹟”之爭使我心情不好，換了任何一個人在我這種處境也是一樣。但我不想加入到爭論中去。
文革後：活著與死去一紙之隔（6）
1999年，香港《亞洲週刊》評選了“20世紀中文小說100強”，1949年至1976年的中國大陸小說，只有我的《豔陽天》和王蒙的《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入選。雖然這樣的評選並不能全面地反映一個時代文學創作的成績，但能有人這樣看中我的創作，而且來自不同的文化背景中，我很高興。
對於和我同時代的這些作家，我覺得從維熙還要在目前水平上停留很長一段時間。王蒙復出後沒寫什麼重要作品，不如他當“右派”之前的作品有活力。陳建功應當能寫出來，可是當官了。鄧友梅很難再進步。王朔的、劉震雲的作品我看不下去。看來寫農村的我比較喜歡，寫城市的比較隔膜。
2000年6月，三河文聯成立十週年慶祝大會上，瑪拉沁夫說我在“文革”中沒有利用形勢往上爬，換了他可能會走得更遠。我感激他如此坦誠。
關於我的爭議還在持續，有些人加入爭論但對我的事情並不瞭解，許多作為攻擊要點的細節不準確，大都說不到點兒上。我想，這本書出來，會讓關心我的人更全面地瞭解我到底是怎樣一個人，度過了怎樣的人生。
早在70年代末，“文革”後文藝界對我的批判風颳起來時，我便意識到，自己必須站出來，把自己說清楚。於是從1982年開始動筆寫自傳體小說《樂土》、《活泉》、《圓夢》。本來打算寫五部，但1993年、1997年兩次腦血栓，使我被迫放下了筆，只能以口述的形式完成這個心願。
有些人好奇地問我，是否能理解當今的社會？問者大約覺得我和這個時代的距離太大了，我承認，是這麼回事。我想自己只能盡力適應現在，努力融入這個時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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