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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少年時代的王吉素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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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情和婚姻：幾起幾落（14）
進了二門，我看見了兒子。他正獨自在窗戶前邊玩耍，他剛會走路，手裡持著一根木棍，轟趕著要回窩的雞。雞群被他趕得團團轉。
我一面朝裡走，一面呼叫他一聲。兒子停止住淘氣的動作，怯生生地看著我，那雙黑大的眼睛閃動著警惕而又恐懼的神色，見我朝他走過來，他隨手扔下棍子、撇開雞群，轉身往屋裡跑。石塊壘砌的臺階把他絆了一下，他跌倒在聞聲迎出門來的妻子身上。妻子一邊彎腰扶住兒子，一邊對他說，沒事兒你念叨爸爸、爸爸的，這會兒來了，咋又害怕呀？她這樣數落著，抱起驚慌未定的兒子，既沒跟站在她身旁的我說句問候的話，也沒有看我一眼，對我似乎像對待一個陌生的路人，也像對待一個她所不歡迎的人那麼冷漠。
其實這情景是我倆婚後常有的，也是極為普通的。無論我外出多遠多久，返回的時候，她都用一種冷漠的態度對待。尤其在我不期而至、突然出現在她面前之時，她明明是驚喜的、高興的，卻偏偏不動聲色，幾乎麻木不仁、拒人千里，一點點熱乎氣兒都沒有。從前，我習慣了這種“農家夫妻”的禮遇，如今我已經不是“農民”，對這樣的“農民夫妻”的禮遇，對這樣的故作矜持的架勢、毫無表情的臉孔，覺得極不舒服，很是彆扭。
妻子不聲不響地抱著兒子走進裡屋。我也就默默無言地跟進來。
兒子好似從記憶裡找到了我，把他掛在嘴巴上的爸爸跟坐在他跟前炕沿上的爸爸對上了號，看著我的眼光變得柔和了，臉上也有了笑模樣。當他母親把他塞到我的懷裡時，他不僅不再認生，不再害怕，反而很好奇、很有興趣地仔細打量我的模樣，摸我衣兜裡插著的鋼筆，翻翻我剛放在炕上的檔案包。當他發現我腰間掖著手槍時，他掙開我摟著他的胳膊，一定要拿過去，津津有味地擺弄起來。
妻子一見，驚慌失色地撲過來，抓起兒子的胳膊，連聲吆喝：撒手，扔了它！撒手，扔了它！待兒子丟下手裡的槍之後，她又很不高興地對我說：你咋把啥東西都給孩子玩兒？弄響了咋辦？真是沒正形兒！
這是我們夫妻久別再見以後她對我說的第一句話。第一句話就是抱怨和訓斥。我聽了很刺耳、很不自在。她根本不察看我的臉色變化，更沒有體會到我已然不悅的情緒，只顧把兒子從我懷裡抱過去，衝著我急赤白臉地說，快把槍拿過去吧，放到櫃子裡！
這是她對我說的第二句話。第二句話是生硬的命令式的，讓人難以接受。
妻子又像往常那樣，把她已經做熟了的稀粥從鍋裡盛出來，放在一邊，另外給我做了兩張我平時最喜歡吃的糖餅和一小盆疙瘩湯，還在湯裡澆上過多的香油。我沒有領會她的這份盛情，也沒有過去的那種好胃口，匆匆吃過飯便回報社了。
第二天中午我回到記者組，收拾完揹包，忽然發現平時總是佩戴在胸前的一枚證章不見了，估計掉在王吉素的家裡了。
吃過午飯，我就急急忙忙地給妻子去了封信讓她尋找，那封信寫得既詳細，字型又一筆一畫。我囑咐她，找到證章以後，立即寄到報社記者組來。我唯恐妻子或者她所求的看信人弄不明白，還用另一張白紙畫了一個證章的圖案——一個圓圈，圓圈裡邊還畫了個五角星和“河北日報”四個字。旁邊註明：我丟在家裡的證章就是這種樣子，是白地，黑字，紅色的星星。信寫完，封好，我親自把信送到郵筒裡。
大概過了半個月，宣傳部的文書把一張領取郵包的單據交給了我。
我一看那包裹單上寫的寄發地址，正是薊縣王吉素村。料定這郵件是我妻子寄來的證章，就趕緊騎上腳踏車到郵電局去領取。
女業務員看看單子，又看看我的記者證，就轉回身去，從櫃檯後邊搬出一個挺大挺重的包裹，很吃力地舉到櫃檯上，朝我跟前推推。
我一見那包裹，不禁愣了一下，以為是業務員拿錯了物件，拉過包裹一看，那包袱皮上果然寫著我的地址和我的名字。我疑疑惑惑地開啟那細線密縫的布封皮，用眼一看，險些把我給氣炸了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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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情和婚姻：幾起幾落（15）
妻子給我寄來的一大包東西，根本不是我尋找的證章，而是一堆廢舊的《河北日報》報紙，有的是我以前看過扔在家裡的，有的是剪下資料以後丟下的碎紙片，有的還是妻子專門從村公所蒐集來的。
這時候，偏巧宣傳部的文書也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