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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我們學習的是80年代初擔任北京市通縣縣委書記的趙峰,他當時很嚴肅地對我說,同志,中國大著哪,在家門口見不著敵人、聽不到槍聲,就天下太平啦?告訴你,還有好多該解放的地方沒有解放,老百姓還在蔣介石的屠刀下掙扎,還過著咱們以前那種到處跑的日子。
我想,要是這樣,倒應該再幹上幾年,等把西邊、南邊那大半個中國都解放了,再回家種地過日子,這樣才對得起黨,對得起良心,也算盡了忠心。想到這兒,我一咬牙說,要這樣,我脫產,幹幾年。
革命生涯:信念在瞬間紮根(7)
1949年2月6日,我被准假回家過春節,一進門我就把我已經脫產的事兒告訴了妻子。妻子一聽就傷心而無聲地哭了。她一邊抹淚一邊說,你那麼積極,我早知道得有這一天。
妻子的淚水,溶化著我那顆原先就並不十分堅定的心,現在它又變得脆弱和不穩固了。春節過後,我被分配到萬里長城黃崖關附近山區開展工作,一天到晚想主意,怎麼既不丟面子,又不挨處分就從革命隊伍中逃離出去,回家守著房子、土地和妻子過日子。
春回大地,一個對我一生道路都起著決定作用的通知到達我的手裡:火速到地委報到,參加黨校學習。
學完《社會發展簡史》,我們又學習了《政治經濟學》。配合這堂課,給學員放了一場很精彩的電影,是蘇聯集體農莊的紀錄片。看完之後,整個黨校都沸騰了,直到吹過熄燈號很久的深夜,宿舍裡還有人們熱烈的議論聲:嘿,瞧人家,那才是人過的日子!
第二天清晨,跑步之前,我們照例要到彎彎的?河大堤上散步。
這個清晨特別晴朗,霞光特別鮮豔,我的心情也特別舒暢。我一邊走著一邊欣喜地想,用吃過飯到上課前的那段空閒時間給妻子寫封信,告訴她,我不能回家種那幾畝地了,我要參加搞社會主義建設,讓全國農民都過上社會主義的好日子,讓全國農民都不破產,讓他們的後代都不成為無依無靠的孤兒,而且都成為有文化的人。我要告訴妻子,只有一心一意為這樣的理想工作、奮鬥,才是有正氣、有志氣、有出息的人。我要為自己,為我的親人當這樣的人。
一個人的信仰和世界觀的形成很複雜嗎?要有一個漫長的過程嗎?也許是。然而,對我來說卻是極為簡單而迅速的——彷彿就在?河河邊那個明淨的早晨,就那麼一閃念,便冒出了芽兒、紮下了根子,一直到年逾古稀,都在長,都在長。這期間,儘管有過動盪與波折,我也不敢說已經長成了大樹,但是,要想把它連根拔掉,那就絕對辦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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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言說,“久別如新婚”。我與妻子成親兩個年頭,還從來沒有分開過這樣久。一別四個月,從地委黨校畢業回家了,我積攢了好多話要跟妻子述說,她也有好多話要跟我傾吐,但是當著人,特別是當著長輩的面,只能憋在心裡,控制著隨時都可能燃燒起來的熱情。
我在前邊走,妻子在後跟,我們心裡充溢著幸福感。我盯著她,忍不住地低聲問她,離開這麼多日子,想我沒有?妻子被問得紅了臉,羞臊地瞥我一眼,低下頭回答:淨說傻話,不想你想誰呢?快走路吧,小心讓人家看見。
我攏住激動的心,繼續往前走。我早就估計到,我要去幹社會主義的新主意會使她不高興。因我臨去黨校學習那會兒向她保證過,學習回來就收住在外邊跑野了的性情,一心一意跟她奔日子。但這一走恐怕又會分別很長時間。解釋了半天,妻子終於無可奈何地扭過頭去,低聲說,你看準了好,你就做吧,我由著你……
我在家裡陪著妻子住了一個星期。我幫她把豬圈的糞起出來,幫她把貯存在大缸裡的玉米和麥子晾曬一遍。我還懷著某種歉疚和討好的心理,盡力地做些零碎活計。當時的脫產幹部沒有薪金,也就是說搞革命工作的人除了每月發給定量的糧票之外,不掙分文,所以這種地裡的活計,也像軍人家屬那樣由村民們輪流給做,即所謂“代耕”。那些準備當追肥用的糞,借驢馱有困難,我就沒有往地裡運送,只堆放在豬圈外邊了。
告別了妻子,我起大早動身到薊縣縣委組織部報到。當天下午被編到縣團委會的青年工作組。金秋時節,我們到薊縣東邊的馬伸橋蹲點。區委書記王金龍,舉起手指頭捏著的一沓子散發出油墨氣味的紙,一邊抖著一邊提高聲音對我們說,夥計們,你們應該高興應該樂呀!趕上個好時辰,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呀!明天在北京舉行開國大典,咱們得慶賀慶賀。知道什麼叫開國大典嗎?就是明天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