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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遊江浙，移家杭州，淡泊功名不願出仕。《錄鬼簿》說他“神采卓異，衣冠整肅，灑然如神仙中人”，而且，“江淮之達者，歲時饋送不絕”，享有盛名。他的言情散曲以大膽奔放為顯著特點，在他的作品中找得到“得遇知心，私情機密，有風聲我怕誰”、“會雲雨風也教休透，閒是非屁也似休偢”、“待私奔至死心無憾”這樣人性獵獵的辣曲。《南呂·罵玉郎過感皇採茶歌·閨中聞杜鵑》是一篇溫婉一些的傑作，寫一個在“簾幕低垂，重門深閉。曲欄邊，雕簷外，畫樓西”的閨中少婦，惱恨“聲聲聒”“不如歸”的杜鵑，她斥罵道：“我幾曾離這繡羅幃，沒來由勸道不如歸！狂客江南正著迷，這聲兒好去對俺那人啼！”將少婦對丈夫的怨恨和思念含蓄而活潑地盡透示了出來。
第八章 誰家的散曲 全元散曲簡編（3）
維吾爾人貫雲石也如曾瑞一樣，是個思慕江南風物的文人，以至不惜稱病辭官浪跡江浙。他的祖父阿里海涯是元朝的名臣，他本人廕襲過父職兩淮萬戶府達魯花赤，又做過翰林侍讀學士。在他的作品中已經找不出塞外西域的痕跡，卻有北方豪士的颯爽英風和江南文人的飄逸之氣，以爽朗見長。引他一篇小令：“新秋至，人乍別，順長江水流殘月。悠悠畫船東去也，這思量起頭兒一夜。”貫雲石號“醉齋”，另有一位號“甜齋”的徐再思，作品比貫雲石更考究。他的《水仙子·夜雨》是一篇名作。“一聲梧葉一聲秋，一點芭蕉一點愁。三更歸夢三更後，落燈花棋未收，嘆新豐逆旅淹留。枕上十年事，江南二老憂，都到心頭。”寫困於旅途的遊子在秋夜思念父母追憶往事，將愁懷之長之深，透過雨打樹葉、滴漏更聲，用幾個疊續的數字，渲染出來了，已經接近於詞了。
張可久與喬吉並稱為元散曲兩大家，不僅在數量上，質量上也有很大的成績，他們的創作體現著散曲創作的一種走向：由本色質樸日趨工整清麗。
喬吉自稱“煙霞狀元、江湖醉仙”，稱自己的落拓漂泊生涯為“批風抹月四十年”。他的散曲形式整飭、節奏明快，在語言上著力錘鍊，有“蕉撕故紙，柳死荒絲”這種有尖新感的句子。他有清雅終篇的作品，但更善於將工麗的雅語和俚語俗語捶打成一片。如《水仙子·憶情》：“擔著天來大一擔愁，說相思難撥回頭。夜月雞兒巷，春風燕子樓，一日三秋。”再如《滿庭芳·漁父詞》：“秋江暮景，胭脂林障，翡翠山屏。幾年罷卻青雲興，直泛滄溟。臥御榻彎的腿疼，坐羊皮慣得身輕，風初定，絲綸慢整，牽動一潭星。”滿篇是雅詞勾出的美景，中間兩句“臥御榻”“坐羊皮”的嬉笑褒貶，一掃可能的板滯，使全篇皆活，這是他不掩江湖氣才營造出的“奇麗”。張可久則更有意地以詞為曲，除少數作品外，他一般力避俚俗語彙，更多地化用詩詞語境，追求清雅和蘊藉。
張可久有許多佳構，有的像詩，如“猿嘯黃昏後，人行畫卷中”、“雪嶺誰家店，山深河處鍾”，頗像五律。更多的像詞，如“雲冉冉，草纖纖，誰家隱居山半掩？水煙寒，溪路險，半幅青帘，五里桃花店”，蕭疏自然。再如，“老梅邊，孤山下。晴橋螮蝀，小舫琵琶。春殘杜宇聲，香冷荼蘼架。淡抹濃妝山如畫，酒旗兒三兩人家。斜陽落霞，嬌雲嫩水，剩柳殘花”，都是借灑灑落落幾筆，塗抹出一幅如同時代倪瓚、王蒙等畫家的“文人畫”，意境悠遠，意趣盎然。
除開山水和風情，元曲裡也有觸及甚至直擊社會和現實的，只是比重小一些。張養浩的《山坡羊·潼關懷古》是經常被稱引的短篇，寫到“傷心秦漢經行處，宮闕萬間都做了土，興，百姓苦。亡，百姓苦”。能夠將王朝的興亡與百姓痛苦相關這一處把握得到，立場是相當的高遠了。對於做過高官的張養浩（他做過監察御史、禮部尚書）有這樣手眼，也是難得了。劉時中有兩部長篇套曲，題目用曲均相同：《端正好·上高監司》。一套用十五支曲組成，寫饑荒之慘，一套由三十四支曲組成，寫幣制之亂，都是用口語完成的社會性的畫卷，但作者把它作為“說帖”“條陳”來寫，如前一套立意歌頌官方救災之“德政”，後一套列舉了許多改革方略，詞彙過於直白，粗糙堆砌，藝術性較弱。
唐詩宋詞讓我們敬仰的，首先是李杜、蘇辛這樣的大家，他們以其作品創造了詩體和詞體的巔峰。在元曲這一幕裡，恐怕只能排出一個集體陣容來展示。以量而言，馬致遠、張可久、喬吉是三大家，張、喬甚至被明人稱為散曲中的李、杜，以質的豐厚深刻論，他們擔當不起這種榮光。他們之所以獲得這樣的美譽，是因為他們的創作比較的精緻比較地逼近於詩詞逼近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