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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顯走低，而債券價格明顯升高，但這次會議上討論的問題卻是是否要降低股票倉位，增加債券持有量。
10月末時，耶魯嚴格按照既定方針，在股市崩盤後進行了再平衡操作，賣出數千萬美元的債券，用所得資金買入股票。這樣的操作在1987年末市場低迷之際實在顯得有些冒險。其他的機構不僅聽任股票倉位隨大盤同步下降，而且在11月和12月進一步將股票倉位主動降低。減倉的操作與當時市場氛圍很“搭調”，當時就連《紐約時報》每週的圖表也直接將1987年的股價與1929—1932年的大蕭條相提並論。
耶魯的逆勢操作在投資委員會內部也引起了爭論，甚至遭到言辭激烈的指責。在一份書面的會議紀要中，一位投資委員會成員指出耶魯大學的資產配置目標“非常激進”、“已經激進得過了頭”，他認為短期內股市的走勢將會非常弱，如此冒險的股票倉位，如果押對了“也不應該得到讚揚”，而如果押錯了，“就準備下地獄吧”。他認為，“根據過去6個月市場的表現，股市長期投資前景已經受損”，所以“對預期回報的假設已經過於樂觀”，“無論是短期還是長期都應該降低股票的頭寸”。另一位喜歡技術分析的投資委員會成員也提出：“歷史波動率的加大會降低股票的相對吸引力。”［7］距離上一次討論資產配置政策僅僅4個月的時間，投資委員會成員們就將原假設基礎幾近推翻，這使耶魯基金面臨策略根本性調整的風險。
經過一輪輪唇槍舌劍，耶魯投資委員會最終決定維持此前制定的資產配置目標，這使耶魯基金在股市崩盤後透過再平衡操作，取得了相當可觀的收益。但是，整個爭論過程還是說明，在危機時刻，過於頻繁地重審資產配置目標（政策性決策）反而暗藏更大風險。儘管在1987年股災中，耶魯基金違反慣例，在年會以外的場合討論資產配置目標，但所幸投資委員會嚴格執行既定方針的決定保證了一項有效的投資策略即使在困難的情況下也沒有半途而廢。 。。
投資步驟（12）
回過頭來看，耶魯基金投資委員會成員的行為沒有留下任何“後遺症”，但是，如果改換一下市場軌跡，投資委員會成員的態度就會對耶魯基金管理人造成非常嚴重的不利影響。特別是會議紀要裡面某些成員含有“秋後算賬”意味的言語，可能會為隨後的資產配置埋下隱患。如果當時市場未在短期內恢復的話，直接進行再平衡操作的基金管理人的職業生涯很可能會受到非常嚴重的打擊。
二、戰略與戰術決策
如前所述，投資過程中重中之重的資產配置決策是透過年會進行的。此外，每年召開的其他會議將負責做出其他重要的戰略性決策。例如，每財年過後的組合評估例會，主要是對組合的整體表現和每個資產類別的表現進行評估。會議主要是結合當時的市場情況，對每個資產類別進行深入的分析，以找到影響重要投資機會的各種因素，包括將每個資產類別與基準指數進行比較。透過對每個資產類別的市值大小、行業分佈和風格特點與基準水平進行比較，投委會站在回顧過去和展望未來的角度，對組合管理進行評估。每一位進行主動投資的外部投資經理都會收到一份“成績單”，裡面不僅包括投資業績，而且還會分析業績資料、過程的透明度、收費結構以及共同投資的比例等。分析組合戰略的優勢和不足有利於改進投資組合的管理。總而言之，這樣的組合評估起到兩方面作用：評估前期業績，制定未來戰略計劃。
另外兩次季度例會通常關注某個主題，例如深入分析特定的資產類別。這樣將某一個資產類別放在“顯微鏡”下的觀察方式，使投委會成員和基金管理人員能夠對特定資產類別的各個方面進行評估，包括不同規模、行業、風格對組合的影響。其中一個頗為創新和有效的做法是對被解僱的外部基金經理進行評估。透過將被解僱的基金經理與相對應的基準指標和組合的實際業績進行深入比較分析，可以對解僱的決定有更加深入的理解，而許多投資機構與基金經理“一刀兩斷”後通常忽視這些後續工作。
此類個別資產類別討論的例會可以使外部投資經理參與進來，與內部的投資管理人和投委會成員討論共同關注的市場熱點話題。這樣的場合不是外部投資經理的“選美比賽”，而是創造他們與投委會成員面對面交流的機會，良好的互動將為投資決策增加價值。我們不鼓勵參會人員預先填寫類似“資產類別評估表”之類的東西，而是最好能夠安排一系列的討論，使受託人與外部投資經理可以就各資產類別面臨的機會和挑戰坦誠地交流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