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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報道：張維迎教授分析過中國轉軌過程中實際腐敗增加的五大原因：
一是隨著經濟發展和貨幣化程度的提高，權力的經濟價值增加了，如過去蓋一個公章可能只值幾百元，現在值幾十萬甚至幾百萬。
二是經濟關係的複雜化使得合法與非法之間的判別模糊不清，監督腐敗行為越來越難。
三是市場機會的增加使得官員的“保留效用”（即因腐敗受處罰離開政府後可得到的效用）上升，過去開除公職就得回老家當農民，落入社會最底層，而現在開除公職後還可以經商辦企業或謀個其他差事。
四是懲罰力度降低（如達到死刑的最低貪汙額大大提高）。
五是政府官員正式工資的增長幅度相對較低。
我們希望政府從弱化不必要的公共權力入手，學一學武則天的“節儉和誅殺”，提高法檢威懾力，盡全力減少不必要的社會矛盾，讓倡導了上百年，甚至幾千年的公平、正義重回我們的和諧社會。 txt小說上傳分享
智者居“上”又如何？
智者居“上”又如何？
“迪康”曾像所有的追星族一樣，追過有大師之譽的深圳大學老師，當時三十多一點的下夥子餘明陽。
1987年，我們從德陽追到綿竹，在從綿竹追回德陽，最後終於把餘老師請到了會議室。
餘老師給我們上了半小時的課。我記得最清楚的是“賢者居上，能者居中，工者居下，智者居側”。
聽了這話，我給曾總開玩笑：“曾總，我沒有位置了哈”。
是啊，的確只能居側。
智者，傾聽太多，伏案太多，沉思太多。所謂習慣決定性格，霸氣、殺氣就會越來越少。按照國內比較常用的管理模式——泰勒式管理以及黨政機關習慣的管理思路，這種人被認為“劈不倒邪”、“鎮不住堂子”，因而居中不行。從我的經驗來看，也是如此。“老洪，交幾個秀才給他，還可以帶一帶，要讓他管‘雜痞’，不得行”，所以希望集團劉總裁夫人李巍說：“小洪放到適合的崗位就是人才。”
當然，居上就可能也有問題。一般來說，居上者無非這麼幾種人。
一、辦事公道，一碗水端平，幫老闆當好家、看好家、守好家。需要忠厚，最好是“愚忠”。
二、善於協調各種矛盾和關係，使之形成團隊合力。
三、有號召力，善於鼓舞鬥志。
四、做事精明，善於“詭”道。
咋看起來，我可能算其中某類人，因而有時也曾高高在上。
為什麼“也曾”、為什麼“有時”呢？
說到底還是你在老闆心目中是智者，說白了“智者”一般不往實惠的崗位上放，讓你越純潔越好。決策者希望你多作調研，出謀劃策；決策以後，希望你最好靠邊，旁觀者清嘛。
所以企業策劃主管有個“三年魔咒”：第一年你是公司請的軍師，第二年點子少了、舊了，沒有什麼激情了，權且當師兄弟，第三年居然還學著“賢者”的樣子偶爾擺擺譜，像工者的樣子發發牢騷。
該走了。不走，你生氣我也生氣。老闆一般不會受氣，除非有新的專案需要你這個軍師。
試想，如果老闆和智者之間是這樣一種“召之即來，呼之即去”，還有諸葛孔明和魯子建嗎？
怎麼解決，餘明陽“智者居側”似乎說得過去。就像我由“洪策劃”變成“洪老闆”一樣，籤起合同幹，給錢出點子，不給錢吹空龍門陣。像上世紀九十年代咱們那幫不計個人利益，有點“臭”的策劃人已經不好找了。
籤起合同幹就幹得好嗎？成都房地產專案與深廣滬所謂的策劃大師籤的合同還少嗎？要麼水鴨子般浮在面上，要麼蜻蜓點水，要麼老闆用了人家的智慧不認賬。結果弄得老闆們赤膊上陣，甚至還有老闆自己兼任“策劃主任”的。
可笑之極，豈不知術業有專攻。就像我私下埋怨老闆：“改那麼細幹啥子嘛，改得顛三倒四的，鬼才讀得懂；你跟我比寫文章，下輩子吧”。
智者居上不可能，居中也不合適，居下人家不願意，居側效果又不好。那麼，智者不是沒有位置了嗎？
知識經濟時代，智者沒有位置，豈不怪哉！
2001年我在“洪顧問工作室”宣傳冊的封底手書了一句話也許是解決這個二難問題的辦法。
“策劃不是一套方案，而是和決策者交流的過程”。
和決策者交流，一直交流，像諸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