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子富豪傑克·菲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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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商業作秀。他努力為一個名叫蘇珊娜的失聰女孩爭取最好的治療，蘇珊娜是他們在香港的鄰居。他看到一些孩子乘坐小巴去一所美國學校，司機允許他們把頭伸出車窗，菲尼為他們擔心不已。“如果司機踩剎車或者發生其他意外，他們就會受傷！”他說。他給那位女司機的單位打電話，表達自己的擔心，得到的回答卻是：“去死吧！”最後他找到每一個孩子的家長，終於制止了這種行為。

DFS的業務在香港發展得如此迅猛，而且很有希望擴充套件到太平洋周邊地區，因此菲尼在1969年勸說鮑勃·米勒迴歸公司。“坦率地說，我在香港應付不過來了，”菲尼回憶道，“我說：‘鮑勃，大家都應當回來，我們的前景一片大好。’”他密切關注著，打算伺機擴張，在阿拉斯加和太平洋群島開設第一家DFS。“好吧，我回去。”米勒說。他攜愛妻和*從倫敦來到香港，從此永久定居在這裡。艾倫·帕克負責夏威夷，米勒則照看香港，現在菲尼可以到香港以外的地方尋求新的良機了。

8　香港大鱷（5）

菲尼夫婦和米勒夫婦都是香港名流交際圈的成員，可是他們很少一起出席社交活動。丹妮爾喜歡鮑勃，因此跟米勒夫婦關係很好。不過，查克記得米勒夫婦只來過他們家一次，他也只去過米勒家一次。在人生抱負方面的差異，更加劇了兩位創業*之間的冷漠。鮑勃·米勒和錢特爾·米勒憧憬著高檔消費，嚮往躋身於優雅的上層社會，錢特爾曾向丹妮爾傾訴道：“我的女兒們要嫁給王子。”（其中的兩個後來真的做到了。）

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菲尼開始反思自己對待目前生活的態度，他已經離往日的生活太遠了——他的家人和朋友還在新澤西州伊麗莎白區繼續過著這種生活。對於丹妮爾來說，她只是越來越清楚地覺察到，丈夫認為自己不屬於這個充斥著正裝晚宴和休閒遊艇的世界，覺察到他變得如何痛恨香港的虛榮浮誇，如何鄙視這裡的繁華生活。

DFS的兩位創業*在公司的慈善捐贈方面也表現出了不同的態度。當他們開始贏利時，菲尼建議把稅前利潤的5％捐贈給慈善事業。這麼大份額的捐贈是有悖於當時的公司道義的——1970年，米爾頓·弗裡德曼在《紐約時代雜誌》（New　York　Times　Magazing）上發表了他的著名言論：“企業的社會責任就是創造利潤。”——大約只有10家香港公司對慈善事業有所貢獻。米勒認為捐贈的太多了，可菲尼不為所動。查克在公司成立了一個慈善信託基金，由蒙蒂羅負責，吸收了一些名人作為顧問團，包括香港政府高官（後來的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前政府官員鍾逸傑爵士和前政務司司長丹尼斯·布雷迪爵士。公司的慈善信託基金主要捐助無家可歸的人、盲人和老人，這也提升了DFS的聲望。

至於誰對公司發展的貢獻最多，在這個問題上，查克和鮑勃的個人關係進一步惡化。在知情人看來，是菲尼在獨撐大局。不過，從另一方面說，在公司剛開始起步的時候，是米勒為公司拿下了夏威夷和香港的兩個關鍵性的DFS經營權。“鮑勃是出於樂趣，而查克則是想要取得商業上的成功。”一位DFS經理說，他記得菲尼說過，再也不會與米勒進行第二次合作了。“不能否認，鮑勃是個機敏而精明的商人，只不過查克付出了更多的心血。”鮑勃·馬託塞克印象中的米勒“時尚而健談”，而且善於盡情享受生活。艾倫·帕克認為，菲尼作為公司的領袖和幾乎所有創意的貢獻者，應該在DFS擁有獨攬大局的發言權。

也許在人們意料之中，菲尼開始獨自爭取一些商業主動權。他發現可以順便向亞洲各國代理銷售卡慕干邑和阿馬尼亞克，並在這些地區代理香奈爾香水。他沒有告訴合夥搭檔，就於1970年4月1日在巴哈馬註冊了一家獨立的公司。他勸瓊·根茨伯格來全職幫他，開出的條件是給他分紅。為了讓這個法國人相信這是一筆好買賣，他從業務手冊上撕下一頁方格紙，大致寫出了預期中的月成交量，並表明除去運轉開銷之外，50％的利潤屬於根茨伯格，另外的50％屬於菲尼。他們都簽了名，並握手相慶。他們將以“機場零售集團公司”的名義進行交易，這是為了與DFS4位股東的機場零售股份有限公司相區別。兩個月後，根茨伯格帶著他的牙科醫生妻子艾琳從法國來到香港，開始了這裡的事業。

後來，菲尼為自己的行為辯護說，他只是看到了一個無人涉足的好機會，才成立了獨立的卡慕經銷處。他說，卡慕“如果只在DFS銷售，而不進軍整個亞洲，註定只是一個二流品牌”。實際上，對於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