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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恩伯一面修築防禦工事,一面加緊了市區內的白色恐怖。4月24日,淞滬警備司令部頒佈的“緊急治安”條例貼滿了大街小巷:“造謠惑眾者處死刑”!“集中暴動者處死刑”!“怠工罷工者處死刑”!“鼓動###者處死刑”!“擾亂金融者處死刑”!“破壞社會秩序者處死刑”!“無命令而破壞物資者處死刑”!白紙黑字,觸目驚心。
4月27日,淞滬警備司令部再次貼出佈告:(一)自本月27日起禁止郊區人民遷往市區。(二)無上海市身份證者禁止入城。(三)遷出城外不受限制。(四)任何人私藏武器,一經查出就地槍決。
一時間,警車橫衝直撞,特務四處捕人,軍警戒備森嚴,幾乎天天都有進步人士被捕槍決,甚至連虹口公園、大世界這些昔日最有名的娛樂場所也變成了刑場。僅4月26日這一天,上海市14所大專院校就逮捕進步學生356人。在國民黨統治上海的最後一個月內,數以千計的共產黨員和進步青年慘遭殺害。
在這大戰將臨的時刻,資本家政客及國民黨軍官八仙過海,各顯其能,紛紛外逃,能去美國的去了美國,能去港澳的去了港澳,能去臺灣的去了臺灣。就連一個月前,秉承美國大使司徒雷登旨意,在上海發起組織所謂“自救救國運動”的青幫頭子杜月笙,見大勢已去,也悄然動身去了香港。整個大上海似乎亂了方寸,被一種極度恐慌的氣氛所籠罩。
在這種情況下,大舅心急如焚,時刻掛念著孤身留在上海的我母親,多次來信要她速回安慶老家躲避戰亂,大姨在美國則連發數電,催促她速下決心,赴美留學。
何去何從,面對人生的又一次重大選擇,母親表現的出奇冷靜。俗話說,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可母親把我大舅和我大姨的所有來信來電一律束之高閣,置之不理。
1949年的整個春天,母親象一個幽靈不停地在校園裡、在同學中尋找著地下黨組織,但就是找不到。她心裡明白,黨組織就在身邊,而且是在有意迴避她,但她卻不知道究竟因為什麼迴避她。那時上海所有大學都已放假,膽小的學生回家躲起來了,暴露身份的共產黨員被組織轉移到解放區了,留下的都是護校或準備為解放大軍進城帶路的,母親一直沒走,可整天無所事事,東遊西蕩,沒有人給她佈置任務。
終於,母親徹底絕望了,她象一隻在暴風雨中脫離隊伍的孤雁,感到一種從未有過的寂寞和痛苦。固執的她經過幾天不眠之夜的反覆思考,做出了一個出人意料的的決定。
母親誰也不依靠,她要孤身逃出戒備森嚴的大上海,投奔人民解放軍去。
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善於叛逆的她再一次做出了讓所有人都瞠目的抉擇。
四 參軍
母親對我講過,如果學校地下黨組織接納了她,她肯定就會留下,等待解放大軍的進城,畢竟母親是在城市長大的學生,農村和軍隊是她毫不熟悉的領域。
但母親當時已經明顯感受到了學校地下黨組織對她的不信任,這一下反而激起了母親的倔脾氣。
母親暗自在心裡發誓: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你不相信我會參加革命,我偏要參加給你看看。這裡的黨組織不讓我革命,我就去尋找允許我革命的黨組織。我不清楚哪裡的黨組織會收留我,但我堅信一定會有收留我的黨組織。我不知道解放軍駐紮在什麼地方,但我知道向北走就一定能遇見解放軍。我不知道解放軍的軍裝是綠色的還是灰色的,但我知道他們的帽子上都戴著閃亮的紅五星,只要看見高舉紅旗,頭戴五星的部隊,那就一定是人民的子弟兵。
母親解放後遇見的那位地下黨支部負責人承認,我母親這一舉動終於使他們形成共識,這是一位下定決心背叛家庭跟著共產黨幹革命的富家小姐。然而,當他們意識到這一點時,母親已經象霧水一樣在一個黎明前的黑暗,從學校蒸發得無影無蹤了。
母親是在一個大霧瀰漫的清晨悄然離校的。結伴而行的還有一位男生以及一位叫張潔、一位叫秦菲的同班女同學。母親後來多次對我提起這兩位與她一起參加革命的女同學。張潔是河南人,長得亭亭玉立,父親是國民黨的一位少將師長,但她母親和父親早就離了婚,所以自幼跟隨母親生活,十分艱難。秦菲是上海人,生得楚楚動人,父親是開紗廠的老闆,是個富家小姐。她們和我母親一樣,平時經常閱讀進步書刊,追求進步,嚮往光明,卻又找不到黨組織的大門,於是一商量,決定冒險逃出戒備森嚴的大上海,去投奔兵臨城下的解放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