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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這股文攻武衛之風在學校、機關、工廠和農村迅速蔓延開來，大街小巷到處貼滿了大字報，大小單位到處深挖封資修。幼兒園的教師不再教書，學生統統放假。母親還沒有弄清眼前發生的一切是怎麼回事，便再次成為運動的批鬥物件。
“文革”對母親肉體及心靈的摧殘遠遠超過了以往任何一次運動。雖說解放初期的審幹運動和五七年反右運動母親都沒有逃脫，但那畢竟是在部隊，政策把握得嚴，不搞人身攻擊，再加上多少有父親的政治因素，沒有遭受太大的痛苦便過關了。這次文化大革命可大大不同以往，一來運動來勢兇猛，二來地方根本不講什麼政策，三來父親已鞭長莫及，於是數不清的批鬥會和檢討書使母親遭受到沉重打擊。心靈和肉體的雙重摺磨使她的精神支柱幾乎瀕臨崩潰邊緣，終於，母親患上了嚴重的美尼爾氏綜合症，頭痛、頭暈、噁心，經常無緣無故地摔倒在馬路上，既使是這樣，也必須定期到單位向造反派頭子彙報思想改造情況。
1969年3月，珍寶島事件發生後，蘇聯磨刀霍霍地在中國北部邊境陳兵百萬，拉開一副“大兵壓境”的架勢，並且謀劃運用中程巡航導彈，對中國的核實驗基地和北京、上海等一些主要戰略城市進行一次“外科手術式的核打擊”。針對中蘇關係的驟然緊張，毛澤東提出“要準備打仗”，又號召“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為了加強北京的防禦，中央軍委急調父親原部隊28軍北上，與北京軍區聯合組成一道阻擋蘇軍可能入侵的“銅牆鐵壁”。“三北”地區（東北、華東和西北）一下子由過去的“大後方”變成了最前線。
1969年10月18日，林彪以國防部長的身份向全軍下達了進入緊急戰備狀態的一號命令，為了防止無謂犧牲，中央軍委同時下令迅速疏散各省城幹休所的所有老幹部。命令發出後，我軍各個部隊立即進入一線戰備狀態。不久，中蘇邊境的蘇軍全部取消了一切休假，部隊調動頻繁，有些部隊開始向我前沿有計劃地推進，駐在太平洋和遠東一帶的美軍，也開始全面加強戒備。就連在臺、澎、金、馬的國民黨軍隊，也進入了緊急備戰狀態，各方面的動向，都呈現出劍拔駑張之勢。
在戰雲密佈、戰爭一觸即發的緊張氣氛下，我們全家再次面臨何去何從的選擇。
去安慶？母親堅決不同意。安慶的社會關係太複雜，她絕不能讓我們兄弟四個從小背上海外關係的包袱，影響政治前途。
去九江、淄博、德州等中小城市的部隊幹休所？父親又堅決不同意。他住夠了高幹成堆的幹休所，他生怕部隊高幹子弟中日益盛行的玩世不恭之風把我們兄弟四個最終變成遊手好閒的紈絝子弟。
“還是回老家吧。”父親深謀遠慮地說：“小縣城亂得輕，對孩子們影響小。再說打虎親兄弟，上陣父子兵，蘇修真的進來，我還能回家鄉召募子弟兵打游擊！”
母親同意了。
九 磨難
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上世紀七十年代的第一個初春，我們全家乘坐南昌到上海的列車軟臥包廂離開南昌，先至上海，在國際飯店住一宿，又換乘上海到北京的列車向北賓士一晝夜，到達我的祖籍——魯西北的一座小城。
臨行時，母親到單位辦理調動手續，可單位造反派頭子卻說，問題沒有搞清楚，哪裡也不能走。於是，母親在單位拒絕出示一切證明的情況下無奈地離開了南昌，從此，母親參加革命21年的光榮旅程便從檔案上一筆勾消了。她的名字開始頻頻出現在我父親的幹部履歷表中：妻子，餘耀華，職業，隨軍家屬。
一夜之間，母親的身份由建國前參加革命的幹部變成了隨軍家屬。
這一身份的改變象一座沉重的大山壓在母親的胸前，使她整整10年喘不過氣來。
二十幾年前，風華正茂的母親為了追求獨立的人格自由，徹底擺脫中國女人幾千年來從屬於人的宿命，毅然離家出走，吃盡千辛萬苦，終於覓尋到了光明的前程。還是為了有一個完善的自我，她寧可到最艱苦的地方工作，也不做全職高官太太，然而，她萬萬沒想到，別說是解放全人類，就連最初苦苦追求個人解放的夢想也破滅了，與命運拚搏半生，最終還是成為了一名依靠男人生存的隨軍家屬。歷史同母親開了一個大玩笑，在她人生的軌跡上劃了一個大大的圓。
我記得在那個寒冷的清晨，列車停靠在魯西北的縣城小站，空蕩蕩的站臺上只有我們孤零零的一家人，刺骨的北風使從未到過北方的我第一次對南北方的差異有了最初的感性認識。
放眼望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