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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序(1)
文/龔鵬程
歷史小說的身世,頗為曲折,要從古代談起。
中國古代的所謂小說,本身就是一種史述,是一種史籍。小說家可能就是採集民間瑣聞雜話的史官,故《漢書·藝文志》說小說出於稗官野史、巷議街談。而《漢武故事》、《西京雜記》、《搜神記》、《續齊諧記》等小說也被納入史部起居注或雜傳類之中。
到了唐宋間,說書人講說故事,逐漸便改變了小說的涵義。據《東京夢華錄》等書記載,當時說話人可以分成幾類,當時稱為“家數”。其中之分類各書記載有些差異,但大體有四大家數:講史、小說、說經、說諢話。說諢話,是講笑話、逗趣,可能近於相聲、滑稽、插科打諢之類。說經,是講佛經。講史與小說,則是古代小說的分化。仍以描述歷史事蹟、勾勒歷史大勢、演說歷史人物之行動及典型者,稱為講史。而那些僅借用某些歷史場景,或以歷史故事原材料,來講述人物發跡變泰,悲歡離合者,則稱為小說。
所以《夢粱錄》說:“小說名‘銀字兒’,如煙粉、靈怪、傳奇、公案、朴刀、杆棒、發跡變泰之事。”用現代的話來講,就是:它可能寫古代事,也可能講當代。若寫古代,則雖借用歷史場景,但它本身自成傳奇,目的並不在述史。因此它並不以增進讀者之歷史知識、復現歷史現場、探討歷史演變規律為宗旨,其虛構性也因此而較強。《夢粱錄》說小說人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頃刻捏合”,就是說它具高度虛構之性質。
經過這樣分化之後,講史與小說分途,各領風騷,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諸如《三國演義》、《武王伐紂平話》、《東周列國志》之類傑出的歷史演義。此類稗官野史,本出於巷議街談;其流傳,也深佈於民間,中國人,一部二十四史,不知從何講起。可是,講史也者,便一朝一代,一路講說彈唱下來。因此,若問我們社會上到底認知了什麼歷史,正史二十五史或《資治通鑑》一類史籍的影響,其實遠不如二十五史通俗演義等講史系統。
可是,講史的勢力,畢竟引起了文人學士的反彈。稗官野史,原本就相對於正史官史而說。文人學士,也非田夫野老,夙不以巷議街談為然。故清朝考證學大興以後,鄙薄講史,以史籍史事真偽之考訂為職志,竟蔚為風氣,像章學誠《文史通義》就說:著作之體,要就實,要就虛。不能像《三國演義》那樣,既不像正史那樣符合“史實”,又不像小說那般全憑虛構,反而造成了讀者的混淆。於是,講史的地位,不僅及不上正史,也不如小說了。
這是講史之命運的挫折。可是,它的噩夢並未停止。晚清以來,西力東漸,西方小說觀進入中土,論者持此以衡,遂越來越對講史看不順眼。
現代小說觀,第一就是要從創造性講起。小說既是作者之創造物,其人物、情節自必為虛構的。因此,會覺得講史缺乏創造性,一切人、事、地、物均受限於史實,缺乏作者發揮想像力的空間。而一部缺乏想像力與創造性的東西,還能是好作品嗎?但若作者在講述史事之中,新增了太多想像,甚或改動了歷史結局,扭轉了史蹟之因果關係,其虛構性又不能令人忍受。非特不會被稱讚,反而會被指責,認為那是不能容忍的缺陷。處在如此左右不討好的情況下,講史的命運,可謂蹇困極了。
這也就是民國以來,缺少歷史小說作家的緣故。
現代小說家也不擅長寫講史或歷史小說。因為現代的特徵之一,就是與傳統的決裂。形式上,講史、歷史演義,都被視為舊文體,不再被小說家採用。內容上,現代文學又有去歷史化的傾向,不再關懷歷史。因此,現代小說家既乏歷史知識,又無興趣處理歷史題材。就是想寫也寫不出來,畢竟,其關懷業已不同了。
現代文學兩大陣營,一是現代主義,一是現實主義。現代主義旨在反映現代社會中人的處境,現實主義則以反映社會為目標,它們的關懷所在,都不在歷史而在現代。即或採用歷史題材,如魯迅之寫《故事新編》,或後來的姚雪垠寫《李自成》之類,目的也不在講史,而在自抒懷抱,改造時代。
可是,人類對歷史的情懷,仍是不可磨滅的。現代社會中,講史仍以巷議街談、稗官野史的形態在繼續發展。劉紹唐先生主持《傳統文學》月刊,自號“野史館館長”。其所謂傳紀文學,實即古之所謂講史也。
但傳記文學發展至今,在筆記、考證、述傳等方面,固然足以紹續古人;然而衍古事以敷說,足以為古代《東周列國志》、《三國演義》一類作品之嗣響者,實不多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