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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軻跟張儀、蘇秦一樣，也是周遊列國，推銷政治理想的高階知識分子之一。可是，司馬光和揚雄，對此卻隻字不提。戰國時代，各國危急，猶如一家正在大火熊熊，張儀、蘇秦教他們如何汲取山澗裡的水撲救。而孟軻卻教他們事先防火，和平時挖井；而又沒有指出如何防火和如何挖井。對於運轉龐大的專制政治，儒家學派唯一的法寶是“聖君賢相”，一旦君不聖、相不賢，可就只好乾瞪眼。在這種情形下，只有傻子才相信儒家那一套——偏偏就出了一個傻子：燕王國二任王姬噲，他照葫蘆畫瓢，效法禪讓童話，把王位禪讓給子之，結果帶來千萬人死亡。大家不但不同情他、不支援他，反而因為他搞砸了鍋，破壞了“禪讓”美好的形象，紛紛大罵。
孟軻慘敗在實務性的高階知識分子之手，一肚子氣。所以當人們一致公認張儀、蘇秦是大丈夫的時候，他堅決反對。什麼叫“正位”？國王任命的宰相，是不是正位？什麼是“正道”？有計劃地追求和平，是不是正道？如果那還不是“正位”、“正道”，那麼，孟軻僕僕風塵，東奔西跑，難道想當天子或想當國王？難道想要屠殺人民？至於“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確實是人生最高的品質，也確實是大丈夫，但那僅是個人的修養，只可以作為最高的道德指標，不能用來衡量對國家社會的貢獻。孟軻幸虧已不在人世，否則，我們就要求他開一個“大丈夫”名單，看看哪些人可以上榜。
揚雄是動機論者，指出端木賜求的是和平，張儀、蘇秦追求的是富貴。他有什麼積極證據，證明端木賜不追求富貴？又有什麼積極證據，證明蘇秦、張儀並不追求和平？如果我們認定蘇秦、張儀是追求和平，端木賜是追求富貴，揚雄又如何反駁？孔丘和孟軻，就曾僕僕風塵，東奔西走，說破唇舌，希望二者全都到手。問題只看你追求時用的方法，和追求到手後做些什麼。能夠“安中國者，各十餘年”，已經夠人民頂禮了。
我們並不歌頌張儀、蘇秦，理由跟儒家系統不同。他們主要的缺點是他們根本沒有立場，也沒有理想，不過是官場上，靠條陳過日子的兩大政客。但他們毫無憑藉，唯一的憑藉是自己的能力。籠罩中國數千年之久的封建社會，司馬光所讚譽的禮教——貴者恆貴，賤者恆賤，到此被這一群不安於禮教的大小人物突破，而且還發生實質上的影響。
趙國（首府邯鄲【河北省邯鄲市】）國君（六任）趙雍，跟肥義討論“胡服騎射”方案（戰國時代，華人寬袍大袖，不但浪費資源，行動也不方便，在戰場上拖泥帶水，等於自殺。當時作戰，仍以戰車為主，車用馬牽引，車上載戰士，運轉遲鈍，無論追擊或逃跑，都不靈活。趙雍主張改穿蠻族部落戰士們穿的短衣窄袖，拋棄戰車，改乘戰馬，近則用刀槍，遠則用弓箭，這是戰術上一項空前突破。但基於社會惰性，趙雍不得不謹慎從事），趙雍說：“頑劣之輩會嘲笑，賢明的人會明白。即令全世界的人都反對，北方胡部落（內蒙古西遼河上游）的土地，和中山王國（首都顧城），我一定奪取到手。”於是積極準備。貴族們果然反對，趙雍的叔父趙成，更宣稱病情沉重，在家臥床，拒絕參加中央政府會議。
趙國自胡服騎射後，國力陡增，成為戰國時代後期唯一可以跟秦王國對抗的強權，如果不是錯用了趙括（參考前260年），秦王國不可能東進。然而，利益這麼明顯的一項改革，而又不傷害任何人的既得利益，都這麼困難。停滯的力量，似乎永遠超過進步的力量，這正是中國人苦難的源頭。
被誘騙囚禁在秦王國的楚王（二十一任懷王）羋槐，病勢沉重，於前296年，死在咸陽（陝西省咸陽市）。秦王國送回他的靈柩，楚王國人民夾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