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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明領袖原來是這樣想法的嗎？“五四”給我的影響太深，《中國之命運》公開的向“五四”宣戰，我是無論如何受不了的。
聞一多一度擁護國民黨是因為他“愛國”，他後來反對國民黨是為了要求“民主”和“進步”。這種種態度無不與“五四”精神息息相關。聞一多曾嚴厲抨擊西南聯大當局“膽小怕事，還要逢迎”，他在1944年5月3日的“五四”晚會上說：“在一個沒有民主的國家，埋頭搞學問有什麼用？學生是國家的主人，有權過問國家大事，如果認為一個國家要學生耽誤學業來過問政治就是不幸，那麼，造成這種不幸的原因，還不是因為沒有民主？”“五四的人物是沒有完成五四的任務的。五四要科學，要民主，而靠五四起家的羅家倫、段錫朋之流，都墮落成反民主的人物了。”（蕭荻《我們應當寫聞一多頌》）作出這一切的批評，聞一多依據的都是“五四”的標準。
從這裡我們可以明白，聞一多雖然在很長時間內專心治古典，以致足不出戶，被戲稱為“何妨一下樓主人”，但由“五四”點燃的尊尚愛國、民主、科學的火焰，從未在他胸中熄滅。他雖然有很好的古文功底，但卻“愈讀中國書愈覺得他是要不得的”，羅隆基曾說聞一多從擁護國民黨到反對國民黨是“變”，其實只不過是他一直遵奉著“五四”精神罷了！聞一多政治上的識見可能不見得高明，但他卻是一個堅持自己信念的人，在青島大學時勸阻學生運動時如此，在昆明時支援學生運動亦復如此。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
我是幼稚的，但要不是幼稚的話，當時也不會有五四運動了。青年人是幼稚的，重感情的，便是青年人的幼稚病，有時也並不是可恥的，尤其是在一個啟蒙的時期，幼稚是感情的先導，感情一衝動，才能發出力量。（《五四歷史座談》）
梁實秋：五四運動的局外人
1919年在北京讀書，後來又成為新文學健將的人物，“五四”時大多是熱情的參與者。但梁實秋是個例外。他在“五四”時並沒有足以為後人提及的個人行為，後來關於“五四”的評論也頗有批判的意味。從這裡我們似乎已可以窺見梁實秋作為“新人文主義者”的軌跡。
梁實秋於1915年考入清華，當時的清華還只是“留美預備學堂”，僻處城郊的海淀，紀律嚴明而且重外輕中， “回家的手續是在星期六晚辦妥的，領一個寫著姓名的黑木牌，第二天交到看守大門的一位張姓老頭兒手裡，才得出門。平常是不準越大門一步的”（《清華八年》，下同）。“大部分學生輕視中文的課程，這是清華在教育上最大的缺點。”在這樣的環境中，清華學生和外界，和城內學校的聯絡都不太多。因此“五四”當天，並沒有清華學生參與遊行。
但是清華並非就是世外桃源，即使是被同學認為“不太問時事”的梁實秋，對清華內部的狀況，也同樣表現出了反抗的一面。梁實秋自小家庭規範極嚴，他對清華嚴厲的紀律倒能安之若素，數十年後還堅持認為，“至少我個人覺得我的個性沒有受到壓抑以至於以後不能充分發展”。但梁實秋對充斥清華的對中文的輕視不能無所感觸。清華當時上午上用英文講授的課，下午上用中文講授的課，極不重視中文課，不尊重中文教師，“這在學生的心理上有不尋常的影響，一方面使學生蔑視本國的文化，崇拜外人，另一方面激起反感，對於外人偏偏不肯低頭。”梁實秋的反應屬於後者，“我下午上課從來不和先生搗亂，上午在課堂裡就常不馴順。而且我一想起母校，我就不能不聯想起庚子賠款，義和團，吃教的洋人，昏聵的官吏……這一連串的聯想使我慚愧憤怒。”
所以5月19日北京學生開始街頭演講後，梁實秋也隨著大隊進城了。在前門外珠市口，梁實秋所在的小隊從店鋪裡搬來幾條木凳橫排在街道上，開始講演。人越聚越多，講演的情緒越來越激昂，這時有三兩部汽車因不得透過而亂按喇叭，頓時激怒了群眾，不知什麼人一聲喝打，七手八腳地搗毀了一部汽車。這件事使梁實秋對五四運動有所反思：“我當時感覺到大家只是一股憤怒不知向誰發洩，恨政府無能，恨官吏賣國，這股恨只能在街上如醉如狂的發洩了。在這股洪流中沒有人能保持冷靜，此之謂群眾心理。”
接下來的一件事讓梁實秋開始反感“五四”的做法了：章宗祥的兒子和梁實秋同一宿舍，五四運動開始後，章子就悄悄走避了。但是還是有許多人不依不饒地擁進了寢室，把他的床鋪搗爛，衣箱裡的東西也扔得狼藉滿地。這讓從小在守禮不移的舊家庭長大的梁實秋非常不滿。
正如梁實秋所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