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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再加上關於自由貿易和國際和諧的種種思想的廣泛傳播，說明一種新的國際秩序已經出現，這種秩序與18世紀再三出現大國衝突的世界迥然不同。1793—1815年鬥爭——在19世紀以“大戰爭”著稱——的###和付出的代價，促使保守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同樣儘可能去選擇和平與穩定，這種形勢由於有了歐洲協作體或簽訂自由貿易條約等措施而得到了鞏固。這些情況自然鼓勵了長期的工商業投資，從而促進了全球經濟的發展。
第二，曠日持久的大國戰爭的消失並不意味著一切國與國之間的衝突就此結束。如果還有衝突的話，那就是歐洲和北美對較不發達民族的征服戰爭加劇了，這些戰爭在許多方面是向海外經濟滲透和製造業的產量份額銳減的軍事伴隨物。此外，在歐洲大國中仍存在區域的和個別國家間的衝突，特別是###和領土邊界問題方面的衝突。但是，下面將要談到，像1859年的法奧戰爭或19世紀60年代德意志統一戰爭那樣的公開衝突，不論在持續的時間方面，還是在地區方面都受到了限制，甚至克里米亞戰爭也很難說是一場大沖突，只有美國的南北戰爭才可以說是這個規律的例外，應該作為大沖突來加以考察。
第三，產生於工業革命的技術，開始對軍事和海戰產生影響。但是，變化要比常人有時所描述的緩慢得多，只是到了那個世紀的下半葉，鐵路、電報、速射武器、蒸汽推進力、裝甲戰艦，才真正成為軍事力量的決定性的標誌。雖然新技術加強了列強在海外享有的火力和機動性方面的領先地位，但經過好幾十年陸海軍將領才修正了他們如何打一場歐洲戰爭的思想。可是，技術變化和產業革命的雙重力量正在陸地和海上穩步地產生影響，同時還在影響著列強的相對的力量。
雖然現在還難以做出概括，但由不平衡的工業和技術變化型別引起的大國均勢的轉移，可能比財政和信貸更影響著19世紀中期幾場戰爭的結局。這部分地區是因為19世紀國家的和國際的銀行業務以及政府官僚和機構（國庫、稽查員和稅吏）使得大部分政權能夠更方便地從貨幣市場籌措經費，除非它們的信用等級特別低劣，或者它們在國際銀行體制中存在暫時的償付危機。但主要是由於以下的事實：發生的戰爭相對地說是短暫的，所以各方都注意利用現有的軍事力量在戰場上迅速取得勝利，而不是長期地動員國家資源和籌措新的收入。例如，不論有多少新取得的資金，都不能使奧地利逃過1859年和1866年戰場上的失敗，也不能在法國的軍隊於1870年的戰爭中被擊潰後把富裕的法國拯救出來。的確，在南北戰爭中，佔優勢的財政使北方戰勝了南方，英國和法國比瀕於破產的俄國更有財力進行克里米亞戰爭——但這反映了它們經濟上總的優勢，而不是在信用和財政這一方面勝過俄國。因此，關於19世紀的戰時財政的作用，就不像前一時期那樣值得一談。
這種種因素——國際經濟的成長、工業革命激發的生產力、歐洲的相對穩定、在此期間軍事和海軍技術的現代化、僅僅爆發區域性的和短期的戰爭的事實——對某些大國當然比對其他國家更加有利。尤其是其中的英國，它得益於1815年以後經濟和地緣政治的總趨勢是如此之多，以致它成了不同於其他國家的另一個型別的強國。其他國家在其相對力量方面往往嚴重地受到影響。可是到了19世紀60年代，工業化的進一步的擴大又一次開始改變世界的力量對比。
這一時期的又一個特徵值得一提。從19世紀初期起，歷史的統計材料（特別是表示經濟的數字）有助於探究力量對比的轉化和更精確地衡量這個制度的動力。但是，瞭解以下的事實很重要：許多資料是很不精確的，特別是那些缺乏有效的官僚機構的國家的資料更是如此；某些計算（例如世界產品產量的份額）不過是多年後統計學者作出的估計數；最重要的一點說明是，經濟財富並不直接或經常轉化為軍事力量。統計學者所能做到的，是提供表示一個國家物質潛力的大致的材料，以及它在領先國家的各個方面相對排列的地位。
大部分經濟史學者竭力強調，“工業革命”並不是一夜之間出現的。與1776年、1789年和1917年的幾次政治“革命”相比，它是一個逐步的、緩慢進行的過程；它隻影響某些製造業和某些生產資料；它一個區域一個區域地發生，而不席捲全國。可是，這一切說明不能迴避一個事實，即人類經濟環境的一個十分重要的轉變在1780年前後開始出現。有權威人士認為，其重要性不亞於野蠻的舊石器獵人向馴化的務農者的轉變（這當然要緩慢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