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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在太平洋的移動或俄國在土耳其斯坦的蠶食行動感到驚慌外,就沒有需要認真對待的對手了。因此,在1815—1880年期間,英國經常存在於一種實力…政治的真空之中,這很難說是誇張之詞,這也是殖民軍隊能夠保持在比較低的水平上的原因。不錯,英國帝國主義有侷限性和一些問題,還有西半球的擴張中的美利堅合眾國及東半球的法國和俄國。但是,長期以來在熱帶的許多地方,除土著民族外,英國的利益集團(商人、種植園主、探險者和傳教士)幾乎碰不到其他外國人。
這種相對的缺乏外界壓力的情況,加上國內放任的自由主義的興起,使許多評論家堅決認為沒有必要去攫取殖民地,此舉不過是掛在負擔過重的英國納稅者脖子上的一套“磨石”。可是,不管英國國內反帝國主義的言論是多麼動聽,事實是帝國繼續發展,在1815—1865年期間,年平均擴張速度約為10萬平方英里。有些地方是為戰略和商業而攫取的,像新加坡、亞丁、福克蘭群島、香港和拉各斯;其他地方則是白人殖民者對土地貪得無厭的結果,他們穿越南非的草原、加拿大的草原和澳大利亞人煙稀少的內地。他們的擴張通常激起當地人的反抗,以致英國或英屬印度常常不得不派軍隊去鎮壓。即使為日益增加的新責任所苦的本國政府反對正式吞併,從烏拉圭到利凡特,從剛果到長江,人們仍能感覺得到一個擴張中的英國社會的“非正式的影響”。與法國的時斷時續的殖民活動及美國人和俄國人的更區域性性的內部殖民相比,在19世紀的大部分時期內,英國人作為帝國主義者來說,是自成一類的。
顯示英國與眾不同和國力的第三個方面,表現在財政領域上。誠然,這個因素是不可能脫離國家總的工商業進步的;必須用金錢給產業革命加油,而產業革命則以投資收益的形式轉過來又創造更多的金錢。前一章已經談到,英國政府早就知道怎樣去利用它的銀行信貸和股票市場。但是到了19世紀中葉,財政領域的發展,不論在質的方面,或是在量的方面,都與以前的發展不同。乍一看來,量的差別引人注目。長期的和平以及在聯合王國國內容易取得資本的事實,再加上全國金融體制的改進,從來沒有像現在那樣刺激英國人向國外投資:在滑鐵盧之戰後的10年中每年約輸出600萬英鎊;到19世紀中葉已上升到一年3 000萬英鎊以上;在1870—1875年期間,一年上升到驚人的7 500萬英鎊。結果,英國從這類利息和紅利中取得的收入,在19世紀30年代後期每年能不費勁地達到800萬英鎊,到19世紀70年代每年超過5 000萬英鎊。但大部分收入很快再向海外投資,實際上就像上升的螺旋形,這樣不但使英國愈來愈富,而且不斷地推動全球的貿易和交通。
工業化與力量對比(6)
大量輸出資本的後果是多方面的,也是重要的。首先,海外投資的收益大大地縮小了英國一直承受的可見商品貿易的缺口。在這一方面,投資收入增加了來自航運、保險、銀行業務、商品交易等方面已經相當可觀的無形收益。這些收益合在一起,不但確保英國決不會發生收支平衡的危機,而且英國在國內外變得愈來愈富了。第二,英國的經濟起著一個巨大的風箱的作用,吞進大量原料和食品,吐出大量的紡織品、鐵製品和其他製成品;與這類有形的貿易相媲美並補充其不足的是航運網路、保險機制和銀行聯絡紐帶。在19世紀的過程中,這些業務從倫敦(尤為突出)、利物浦、格拉斯哥和其他許多城市向外擴大。
由於英國國內市場的開放性和倫敦願意把海外收入向從佐治亞直到昆士蘭的新的鐵路、港口、公用事業和農業企業進行再投資,在可見的貿易交流和投資型別之間存在著一種總的互補性[7]。除此之外,還有對金本位的日益接受和以向倫敦兌取的票據為基礎的國際交換和支付機制的發展,所以以下的情況是不足為奇的:維多利亞時代中期的人們相信,透過採用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原理,他們已發現了既保證欣欣向榮、又保證稱霸世界的秘密。雖然有許多人——託利黨的保護主義者、東方的專制君主——似乎仍過於遲鈍而不承認這個真理,但經過這段時期,每個人肯定都會認識到放任主義經濟學和政府的功利主義準則的基本有效性。
雖然這一切從短期來看使英國人比以往更富有,但從長期看,這是否也包含了戰略上的危險因素?透過明智的回顧,人們至少能發現這些結構經濟變化的兩個後果在以後將影響英國在世界上的力量對比。第一個是這個國家正在為其他國家的長期擴充套件做出貢獻——既透過不斷地投入資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