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慈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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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到慈禧對奕訢的不滿，所以連上兩份意欲扳倒恭親王的摺子，藉機沽名釣譽，從中漁利。

慈禧對奕訢的不滿，表面來看，是奕訢隨著聲望的日益隆升，對待兩宮太后日漸傲慢無禮。

比如：每次入宮議政，太監給太后和皇上獻茶時，慈禧必命也給奕訢獻茶。有一天，詔對頗久，慈禧忘了命太監給奕訢獻茶，結果，奕訢一時忘形，徑自拿起案上之茶欲飲，但馬上意識到此乃御茶，便仍放置原處。奕訢此舉，在慈禧眼裡，無疑是目無皇上、目無太后的放肆之舉。

再如：奕訢在與太后議政時，有時佯裝沒有聽到，請太后重述一遍。每與太后有不同意見時，則高聲抗辯。

還有，兩宮太后召見之地任何人不得擅入，無論是誰，不經總管太監傳旨，不得徑入。而奕訢往往不經太監傳旨，就徑直入內。

實質觀之，是慈禧不能容忍奕訢權力的膨脹給她帶來的威脅。

前面已經講過，政變以後，慈禧對奕訢的封賞確實十分慷慨，但是，慈禧給奕訢圈定了一個不可逾越的界限——慈禧所賦予他的權力。在榮譽、物質上慈禧盡顯慷慨，但在分配清王朝最高權力的問題上，慈禧則毫不含糊，決不讓步。為此，慈禧釋出了一系列的上諭，明確兩宮和奕訢在權力上的界定與從屬關係：

第八講　壓制奕訢（2）

（1）在授恭親王奕訢為議政王、在軍機處行走後的第二天，兩宮即以內閣奉上諭的形式鄭重宣告，兩宮“親理大政”，兩宮“萬機日理”，要求中外臣工關於用人行政方面的一切事宜要向太后直陳密摺，而對於議政王的權力和責任卻隻字未提。

（2）誅殺載垣等人的第二天，兩宮又以內閣奉上諭的形式表明她們的態度：凡需降旨的各省及各路軍營折報，都必須先呈交兩宮皇太后閱覽，再發奕訢等軍機大臣悉心詳議，當日召見恭請諭旨後再行繕擬，並於次日呈請兩宮皇太后閱定鈐印後方能頒發。這就是表明，奕訢對任何行政事務都沒有最終處理權。

（3）咸豐十一年十月九日（1861年11月11日），內閣再次奉上諭明確地確定了兩宮與奕訢之間的權力界限：“現在一切政務均蒙兩宮皇太后躬親裁決，諭令議政王、軍機大臣遵行。”

（4）十月十四日（11月16日）慈禧再次曉諭天下：“至中外臣工，於時事闕失，均宜直言無隱。即議政王、軍機大臣等贊理庶務，如未能盡協機宜，亦準其據實指陳，毋稍瞻顧，以期力挽頹風，共臻上理。”這個上諭的用意很清楚，就是讓文武百官敢於直言不諱，對議政王奕訢及其施政班子軍機處的軍機大臣們起個監督作用，以免其專權。

恭王府花園湖心亭但是，朝廷上下大小臣工親眼目睹了叔嫂聯合發動的宮廷政變，恭親王奕訢位高權重，對這位總攬內外行政大權的人，誰還敢去拿雞蛋碰石頭呢？況且表面看，兩宮皇太后與奕訢又是那樣的和諧。於是朝野上下大小官員趨附奕訢者日多。軍機大臣、六部九卿惟奕訢馬首是瞻。慈禧對這一情況不是不瞭解，她在密切關注著事態的發展，並且尋找時機對奕訢進行必要的限制，對趨炎附勢的大臣進行警告。

鎮壓了太平天國以後，奕訢所受的恩遇達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這令慈禧十分不安，尤其是恭親王執掌內廷外朝大權，外省督撫盡用漢人，滿人所佔比例日益減少。到同治四年五月，全國十名總督，除湖廣總督官文一人外，其餘九人都為漢人；至於十五省巡撫，均為清一色漢人。且九名總督中，湖南人佔有五名，即直隸總督劉長佑、兩江總督曾國藩、雲貴總督勞崇光、閩浙總督左宗棠、陝甘總督楊嶽斌。各省巡撫中，湘淮軍將領也佔大半。對慈禧來說，更令她憂慮的是，那些被提拔重用的漢族大員，卻對奕訢感恩戴德，過從甚密，“陰行肅順政策，親用漢臣”，萬一他要仿效肅順豈不易如反掌？慈禧對恭親王與洋人打得火熱也極為反感，認為他是挾洋自重，以便攬權。為此，慈禧決意尋找機會打擊恭親王，她要讓朝廷上下都知道，自己才是清王朝的最高主宰，其他人包括恭親王在內，都不過是她驅使的臣僕，都必須向她效忠。

此時，身在宮中的蔡壽祺，得知慈禧對恭親王嫌隙日深，經多方窺測，認為有機可乘，遂於同治四年二月二十四日，以“請振紀綱以尊朝廷”為名，上折遍參曾國藩等人捏報湘軍戰功，取巧避罪，不僅指責恭親王重用漢人不當，圖謀使漢人重掌軍權，還把所有這些人的過失統統推在恭親王身上，要求奕訢“虛衷省過，以弭不變，以服人心”。蔡壽祺作為一名漢人官員，如此放肆地攻擊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