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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絕大多數時代，江湖世界和帝國權力之間有著深刻而尖銳的矛盾。我們在第一章中，曾經簡要指出過這一矛盾的根源所在。在這裡，我們只需要補充：這一矛盾並非必然爆發為激烈的衝突，當雙方勢力平衡的時候，就會出現均勢的局面：江湖世界的主導勢力會在表面上承認皇帝的無上權威，而實則維持自己對江湖真正的統治，而官方也會滿足於江湖人士對不再“犯上作亂”的承諾。對中華帝國的統治者來說，達到這一均勢的底線是江湖勢力必須放棄對政治權力的追求；而對後者來說，底線是官方必須保證自己的合法存在及勢力範圍不受侵犯——二者是一回事。當然，零星的衝突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仍然可以保持在一定的限度內而維持大局的和平。
但是，如果說政府從上到下基本上可以被視為一個整體，江湖卻並非如此，這就是江湖之為江湖的特性所在：它是一個開放的空間。由於江湖世界的流動性太大，充滿了各種不可操縱的因素，任何個人、門派、幫會和教宗都無法實現對整個江湖世界的控制。在這個世界中，必然也有對現存政治勢力存有極度仇恨的反叛者。他們不會理會主導勢力同政府間的默契，而以推翻政府，建立新的政治秩序為奮鬥的目標。因此，他們所帶來的威脅實際上是雙重的：即是對世俗政治權威的威脅，也是對武林主導勢力的威脅。首先，他們的行動會導致同官方之間心照不宣的不成文協定被破壞，會導致政府的壓力甚至報復，給整個江湖世界帶來浩劫；其次，如果這些大膽的冒險家能夠獲得成功，結果將會是翻天覆地的政治大洗牌，對已經掌握大權的、不希望發生變動的既得利益集團來說，這可能使他們失去現有的一切。
可想而知，在保守的既得利益集團和激進的革命者之間的關係將會是相當緊張的。
對於既得利益集團來說，應付這種挑戰的方式可以有兩種：當僅僅是農民起義者揭竿而起，或者是民族主義者反抗異族統治時，他們可以將這些人讚美為武林領袖或真正的民族英雄，在口頭上給予他們廉價的支援和讚美，卻不進行任何實際的聲援，將他們推到前臺去任由政府軍剿滅。北宋時期的梁山起義是一個典型例子，當時，有一百多名三流武術家因為不滿宋朝的腐敗而聚集起來發動叛亂。少林、丐幫、逍遙派、大理段氏、天師道等武林的真正主宰將他們吹捧為“梁山好漢”，讓世人把他們視為真正的武術名家，讓他們去和政府軍發生正面衝突，而掩護自己的真正實力。最後，梁山的起義者向政府軍投降併為之效力，而既得利益集團主宰的武林秩序卻毫髮無損。
另一個例子是清代的天地會。由於打出了“驅除韃虜”的旗號，獲得了漢人的同情，天地會聚集了一批真正的高手，野心勃勃地從事推翻清政府的地下活動。天地會雖然在江湖世界中享有崇高的聲譽，但是在清末之前卻並沒有得到多少實際的援助。十七世紀後期的一份會議記錄表明：當天地會籌劃刺殺一位手握大權的將軍吳三桂時，武當、少林等名門正派都不願意提供支援。甚至販鹽的三流幫會青幫也不服從他們的號令。天地會在得到光環的同時，也在無形中被孤立了。與之形成鮮明反差的是，當乾隆的元帥福康安代表清政府召開“全國武術流派掌門人代表會議”時，武術界主要門派的一百多名掌門人全部出席，向異族皇帝表示他們的順服。
另一種應對方式是這樣的：當造反者舉起異端宗教的旗幟時，保守勢力就可以利用儒家意識形態的崇高旗號，要求消滅無視倫理綱常的“魔教”。事實上，真正的問題從來不在純粹信仰的層面，而在於這種信仰可能帶來的、顛覆現存秩序的危險後果。明代的日月神教和清代的白蓮教、拜上帝教都是典型的例子。元代的明教之亂也屬於這一範疇。無疑，明教的古怪信仰、戒條和儀式——如食菜、裸葬、拜火、崇拜聖女等——加劇了武林人士和一般平民的厭惡，但是很難說這些內容比佛教或者回教的種種要求更為古怪。這種根深蒂固的厭惡感本質上是一種政治性的態度。正如卡爾馬克思所嘲諷的那樣，布林喬亞一邊從事著誘姦彼此妻子的勾當，一邊義正詞嚴地聲討共產主義者的“共妻制”，真正的理由不言而喻。
如我們在上文所分析的，到了十四世紀前期，中國武術界已經確立了以“六大派”和丐幫為首的新秩序，儘管六大派和丐幫都曾以反元的民族主義口號為號召，但隨著郭襄、耶律齊等老一代宋朝遺民的先後去世，各門派新的領導人對漢族政權曾經的光榮已經記憶模糊，而隨著元朝統治的鞏固，推翻蒙元統治的希望日益渺茫，使他們更多地將注意力集中在維護自己武林地位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