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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覆復。宋代的國家政策總在變來變去，使國家元氣大傷。
再說宋代的軍事（政治）制度也實在太要命。用文人治軍，文人指揮職業軍人，甚至於事先規定了戰術。這樣打仗如何能贏？太祖當初的設計到後來演變得面目全非，變成一個大的惡果。但是，我不認為太祖只是一個軍閥加流氓，相反，我認為趙匡胤是中國歷史上少見的一個有人性的皇帝，可與漢文帝、唐太宗並稱。
劉：如你前面所言，王安石變法是好人辦壞事，可是國家的財政危機嚴重，不變法也不行；司馬光不贊同變法，是保守派，可是變法十七年後，他上臺卻又不能保守變法中好的部分。他們兩人從個體而言都是那麼的傑出，從歷史而言卻又都幹了壞事。從他們延續下來的政治傳統，到了元�ND344�元豐年間的“黨爭”，純粹變成個人利益之爭，和個人意氣之爭了。
回到正題，再說王安石和司馬光，變法和保守傳統的問題。今天我關心的是司馬光一派的作為，因為可能它對我們今天有更大的啟發意義。今天的政治學家經濟學家都在尋找社會進步更穩定的方式。這需要一種保守的力量，在古典社會是貴族，在今天則是中產階級。
回頭看宋，產生過許多第一的創造，比如紙幣“交子”，又比如可能演變成近代的“兩黨政體”，甚至可能的君主立憲等等。王安石和司馬光，這些主要人物的個體人格都是很棒的，經得起後人檢驗，但落到具體政治實踐時卻又出了問題。司馬光掌權之後，他保守的是什麼？當一件事（變法）延續一段時間，它就變成了又一種傳統，為什麼司馬光所謂的保守之政治理念卻不能落實到行動，將變法中好的部分當傳統保守下來呢？沒有看到將自己堅持的理念落到實處，只看見小集團（群體）圍繞權位的鬥爭。我要問的問題是，保守派保的什麼守？
李：問得厲害。也許這是本書的軟肋所在。
司馬光反對變法，就財政的經驗和眼光見識上言，他是大大落後於王安石的，但是就對歷史經驗的瞭解上，他又大大超過王安石。司馬光駁斥王安石變法是步漢武帝時桑弘羊之後塵。司馬遷曾對這個桑弘羊變法有過記載，寫到“人相食”，曲折地表達了他對變法的否定。到司馬光寫《資治通鑑》就放開很多了，漢的變法是把自由經濟轉變為國家壟斷經濟。官吏在這種條件下，掌握的相應權力使他們對有產者大量盤剝敲詐，以便收取賄賂。在司馬光的記載中，一再提到中產以上大抵破產，可見對國家經濟破壞之慘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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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寫作的變化（6）
以上這些說明，司馬光為什麼反對變法，這個反對立場背後有充足的歷史經驗的支援。
我這裡猜想一下司馬光為什麼如此作為，他保的什麼守，但是這個猜想還找不到明確的資料證明。
司馬光可能欣賞的是一種安靜的、百姓安居樂業不受打擾的自然經濟，所以他特別反對官方介入經濟。司馬光可能有些類似黃仁宇，平時都是特別儒雅溫和的，可是一旦涉及這個事情，他的立場和態度都是特別激烈的，所以能很直接地批評王安石。
林語堂在《蘇東坡傳》中是這樣罵王安石的：“搜刮多少錢才算完”。司馬光的看法類似。因為他認為天下所生錢財萬物就是那麼多，不在民，就在官。所以他很堅定地主張“不擾民”。也許可以猜測，司馬光的保守一是反對變法的內容，這可能成分更大，二則是他主張不擾民，這也佔了一定比例。
但是“不變法活不下去”的問題，司馬光就沒有考慮嗎？如果變法不那麼激烈，比如可以先施行“裁軍”。按照禁軍和廂軍的個人具體情況，裁汰冗兵，而後給予安置，那麼每年軍隊上的財政支出就可以大大節省下來。這樣一步一步地做，從裁軍開始，取得成功後再向前走，說不定就能獲得相當大的成效。如果變法不那麼理想化，一步一步來，它是可能度過來的。因為，對裁軍，很多大臣都是贊成的，或者可能支援的。而軍隊的個人勢力很弱，很難組織起強有力的反抗。如此第二步裁吏。再看財政支出的第三大部分，皇家費用，如果第一二步施行有成效，皇家費用中那一大筆給官員發“年終獎金”的錢，自然也得到節省了。在國家方針大計上，僅僅政策正確是不夠的，的確需要策略和技巧。所以才有一說：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
我在《帝國》中有一段發揮（見該書中第七十五頁），改革的成功與進步，需要滿足的條件：一是國家決策層治理好國家的政治善意和目標；二是改革目標方向正確；三是改革步驟適應不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