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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乾隆皇帝這個說法的潛臺詞，我一直深懷疑慮。原因是，我始終認為，在帝國曆史上，一切跌宕起伏下面，最強有力的那根槓桿是皇帝的素質與能力。在極大的程度上，這個因素甚至可以左右歷史的程序。在政治上，這才是我們民族真正的不幸。這方面的例子很多，我國曆史上一再出現的所謂“中興”現象，就不是孤證：
——漢武帝后期，這位在歷史學家和無聊文人口中雄才大略的皇帝，把國家折騰得國敝民窮、“盜賊蜂起”，社會極度動盪。緊接著下來，就實現了“昭宣中興”，漢宣帝劉詢也成了歷史上口碑很不錯的一位皇帝。
——宋高宗趙構因為用秦檜、殺岳飛、對金媾和，被後來的人們罵得體無完膚。孰不知，他是在內憂外患、風雨飄搖和幾乎是一片廢墟之上，開創了南宋一百五十多年的基業。由此，才被當時的人們頌為“中興之主”。我國曆史上，欲求苟安一隅而不可得的事例太多了。
——明成祖朱棣也被稱為“雄才大略”。在他的好大喜功、恣肆暴虐之下，大明王朝的國民經濟差點走向崩潰的邊緣，各地暴動不斷。以至於他的子孫兩代皇帝要拼命收縮，連鄭和的所有航海資料都要燒掉，害怕後來者繼續這種“壯舉”；居然也在十年之間，形成了“洪宣之治”。
——張居正在皇太后與萬曆皇帝的傾心委倚下，也幾乎憑藉一己之力實現大明朝的中興，這也是人們較能接受的一種說法。須知，張居正接手的也差不多是個爛攤子。
——甚至就在慈禧老太太秉政之初，在恭親王和曾、左、李、胡輩的齊心協力下，也曾經有過一個應該算是很不錯的“同光中興”。
上述事例至少說明，中國歷史常常圍繞著最高權力人格化的綜合素質發生變化。再說一遍：這才是中國人的最大不幸！
因此，一些在歷史上特別喜歡用“規律”、“必然”之類全稱判斷的說法，特別令人感到可疑。
事實上，如果把崇禎皇帝和朱元璋做一下比較的話，崇禎皇帝實在不僅僅是太嫩了。在排除了善惡之類判斷之後，如果說朱元璋的綜合素質達到了教授級高階政工師的話，崇禎皇帝可能連小學畢業的水平都達不到。他的綜合素質中的缺陷實在是太多太多了。因此，竊以為，大明王朝亡在他的手裡，真正叫一個——氣數。
劉：仔細審視，明太祖開創了一個權力分散格局，這假不了，但權力的集中也是真。分散權力的設計，真為的是將權力集中在自己手上麼？防範之需也。集中才是根本。集中，便生出後世的諸多禍患，此為歷朝之通病，非有明一代獨有。但明代的集中，過於離譜，乃至撤中書，罷宰相，遇到弱君執政時，內廷勢力膨脹，宦官弄權，或外廷（內閣）做大，其首輔權力甚至大於宰相，披著黨派外衣的謀權者爭權，幾無可免也，以晚明尤甚。而當遇到有為的君主，專權自用，幾成慣例，到頭來還是躲不過一塌糊塗之結局。姜德成在他的《徐階與嘉隆政治》中總結了一條線索，即，明初的洪永政治——無丞相的皇帝專權，嘉隆政治——內閣專權，到了明末政治——黨爭不斷。再加上此前我們已討論的有明一代政治的宦官因素，在朱元璋的設計中，這嚴絲合縫的死保政權千萬代的措施，怎麼就弄成了後來的樣子？我也覺得，書中對此有省略。你是否願意藉此機會就此多說幾句，以平息一類讀者對作品的疑慮？
李：在前面的敘述中，已經間接地涉及到了這個問題。在此，我願意引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話。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經說過類似的話，大意是：專制主義的最大特點是輕視人，不拿人當人。這的確是我國政治文化傳統的最本質特徵之一。
在歷朝歷代的制度設計中，人性的因素可能是最少被考慮到的。即便有所考慮，也是透過儒家思想和帝制傳統結合後高度扭曲的人性；從而滲透了對治下人民的深切蔑視。因此，那些制度設計中，對於皇家之“私”的考慮遠遠超過了對於天下之“公”的顧及。明代皇帝尤其如此。這樣的制度設計與建設看似嚴密，其實漏洞百出，國家、社會、人民要為此付出極為高昂的成本，根本談不上有什麼政治智慧。我特別厭惡錢穆談到中國沒有皇帝說過“朕即國家”這句混賬話時的津津樂道；在他看來，這種情形表明了中國帝制政治傳統中悠久的“自由”、“平等”和天下為公。我不知道他是出於何種肚腸。我只知道，就我的讀史體驗，中國數千年的帝國政治史，根本就是一部朕即國家史。因此，才會有我們所看到的那所有瘋狂與殘暴。
扭曲的人性也是人性的一種，它不可能不發揮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