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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提出“人文精神危機”的王曉明先生所著的《刺叢裡的求索》中。我讀到這樣一段話：傳統的信仰早已打碎，新的替代又在何方？在今天，大概許多人都會和我一樣，痛感自己精神上的荒蕪吧？除了那被刺激得異常發達的功利慾望，我們從頭腦裡竟找不出別的東西，在超驗的層次上，簡直就是兩手空空！
一個這樣無限的人，一個這樣缺乏信仰，對自己的生存依據茫無所知的人，當然就只能隨風逐浪，東倒西歪……
就精神體驗的深刻性與豐富性而言，現實中的馬民們和文化精英相比，自然多有不同，但以他們的思想獨白互為參證，卻又表現出驚人的相似：這便是在只剩下“異常發達的功利慾望”的精神荒原上，他們都如一頭奮力前行的老牛走向陽光。
這樣，一個迫切重要的問題便擺在我們面前：面對共同的精神處境，人文知識分子是否應該只“安心倚靠”於“對詩和藝術的感動”和“對美的體驗”？在努力做一個“原學”的“學人”的同時，是否更應該多點“人間情懷”，做一個“原道”的思者？
在整體性的精神荒原，我們不能滿足於砌一座小小的塔，更應該做一個勇敢的盜火者，而後者的任務往往更加艱鉅，也更加光榮——他不光要憑其智慧和勇敢盜取火種，更要憑其赤誠和勤勉播撒光明。盜火與播火，是荒原的渴望，也是歷史的籲求。如果說，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啟蒙理想的幾度受挫部兮地導因於特殊的歷史變局，那末，世紀的精神荒原對於知識者來說，將是一個不可多得的歷史契機。但願在歷史的未來，不會再一次發出錯誤的遺憾！
原載《中華讀書報》文 何言宏
附錄四
評論人旁觀何頓
●1995年1月華藝版《生活無罪·序》
像何頓的敘事既沒有複雜的文化背景，也沒有那些自以為是的個人態度，他筆下的城市故事是一些真正解放的外在“原形”——原始的外形狀態。那些男女憑著本能生活，只為自己生活，沒有信條，不需要任何規則，我們可以指斥他們為行屍走肉，但是他們生活得很快活，瀟灑走一回，過把癮就死。在九十年代中國徹底商業化的歷史背景映襯下，顯得尤為真實。
——陳曉明《晚生代與九十年代文學流向》●1995年12期《博覽群書》近年來，他的小說像是舉行“地毯式轟炸”，格外引人注目。何頓是這洋一位作家：他的小說，既使是不署名，你也會猜出作者來。細心的讀者可以從他的作品中找到些規律性的東西。不同的作品，不同的階層，不同的身世，不同的遭遇……如果需要用一根線索串聯起來的話，那就是人生不能承受的挫折是共同的。僅以他近期的三篇小說為例：《月魂》寫了社會的挫折；《我們像葵花》寫了愛情的挫折；《無所謂》寫了命運的挫折。
——趙為民《生命中不能承受之挫折——讀何頓的三部小說》●1996年1月2日《北京青年報》何頓在今年被一些人認為是具有追蘇（童）超劉（恆）潛質的唯一一位青年作家。
他在今年《收穫》雜誌上發表的小說《我們像葵花》，其讀者就相當之多，以至於讓人感到何頓像太陽，讀者像葵花。何頓在晚生代一族中以領銜位置在1996年或許會愈發突出。他的作品，被廣告為“照相寫實”，但在作者本身看來卻非常簡單。何頓說：“我純粹是個靠寫小說賣錢而維持生計的人，這就跟街頭上炸糖油粑粑的農民一樣，所不同的是我一心在炸自己。”
——黃集偉《檢點1995架上書》●1996年第1期《當代作家評論》——在我的閱讀記憶中，以馮建軍這樣一群“沒有故事”的小人物構築長篇小說的並不多，何頓卻在《我們像葵花》中成功地做到了這一點。當然，如果僅僅只是這一點也並不稀奇，重要的就在於何頓從“沒有故事”的人身上發現了故事，而且這故事的敘述又令你不得不認真地去面對這一群人以及隱藏在這一群人背後的社會、時代成因，僅此一點，不也就是饒有趣味的事兒嗎？
——潘凱雄《實力派作家競獻長篇創作新因子》●1996年第2期《大家》何頓的小說沒有那種很超越性的理想，但卻有了自己的一種極為可貴的世俗關懷。
他不是要與今天的生活決戰，而是把今天的矛盾、困惑呈現出來。他寫的城市是長沙。
長沙在中國不是最典型的大都市。雖然是省會但並不很大，但何頓小說卻是非常之城市化的，也很洋氣的，雖然有許多方言土語，但還是會讓人感到很洋氣。沒有什麼滯重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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