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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日本。那天下午，久陰的香港天穹忽然露出久諱的陽光，李嘉誠獨自跑到城外的沙嶺墳場去，他知道父親在世時最為痛恨的就是日本軍人，他靜靜跪在父親的墳前，說：“阿爸，當年您老人家的預言終於實現了。當初您告訴我，凡是窮兇極惡的東西，到頭來都會受到報應的。現在日本人果然得到報應了，他們掛起了白旗投降了。阿爸，現在這些趾高氣揚的日本鬼子都滾出了香港，也滾出了中國。如果您老人家還活著，看看他們的下場，那該有多好啊？”
日本投降，就發生在李嘉誠剛到高升分店不久。高升街錶店雖然是舅舅開的一家分店，在這裡沒有極嚴的等級觀念。幾位師傅對於新來當學徒的李嘉誠以禮相待，只是由於莊靜庵有“凡是新學徒不經三年時間不能修表”的指令，本來他以為到高升店就會成為一個地道的技工，可卻被分配當了一個推銷員，這讓他非常苦悶。
他的工作就是每天到港九各地推銷剛進店的一批進口手錶。這個工作需要李嘉誠到處奔波，使他感覺又好象回到了剛踏入社會到處覓職的時期。如今他必須每天靠自己的雙腿從香港島奔波到九龍，再從九龍徒步走到新界。淺水灣、深水灣、太平山、鳳凰徑、上環和中環、銅鑼灣和九龍的半島酒店，……所有這些陌生的街道幾乎都留下了李嘉誠的足印，而那建在半山上的巍峨高樓或英式建築，還有那些低矮的民間“籠屋”，李嘉誠都在驕陽下或暴雨下頻繁光顧。也就是這幾年時間，李嘉誠對英國人統治的香港開始瞭若指掌。
在那為推銷瑞士手錶東奔西跑的日子裡，李嘉誠最大的收穫是從與商客及市民對話的過程中，熟悉了在香港生存的必備語言。不過，儘管他十分刻苦，但學會一口熟練的英語對李嘉誠而言仍非易事。有時候由於與英國人的對話有此障礙，不但他的手錶無法推銷出去，甚至還會遭到對方的辱罵。李嘉誠自知如果要在香港安身立命，並想有更大的發展，無論如何也要學會英語。
他在家裡休息的時間，幾乎全用來自學英語。那時的他根本請不起教師，只能自學。拼命地背英語單詞、句子，然後在外面應用。雖然他發現英語並非一學就通，書本上的英語與現實生活中的溝通又是截然不同的兩回事，不過透過反覆練習與實踐，李嘉誠的英文特別是口語進步飛快。
日本人敗退歸國後，英國人又趾高氣揚捲土重來，李嘉誠恨不得離開香港。英國人似乎比戰時更加倨傲，更加看不起新來初到的內地人。李嘉誠幾乎每天都想念潮州，少年時居住的北門街，還時刻印在腦中；觀海寺小學那琅琅的讀書聲似依稀可辨。往事只能成為回憶，李嘉誠即便再不適應香港，命運也要求他必須熟悉和接受它，甚至喜愛它。
然而李嘉誠卻無法喜歡鐘錶業，他再也不想呆在高升街那家金碧輝煌的中南錶店了。到了1946年冬天，舊曆春節將要到來的時候，他把自己新的謀職想法悄悄告訴了母親。當莊碧琴聽說兒子又將“跳槽”另謀出路的時候，覺得這種想法太幼稚了。
“阿誠，你怎麼總是異想天開呀？”莊碧琴嚴厲地指責李嘉誠之後又苦苦勸阻，叫他不要貿然行事，她說：“莫非在你舅舅的錶店裡也不能讓你如意嗎？如果說當茶樓的夥計不是長久之計，在錶店當技工這輩子總是可以混碗飯吃的呀。你知道你舅舅當年不就是從小徒工混出來的嗎。那時候誰能相信他有一天會自己開店呢？誰能相信他還能在香港開幾家分店呢？阿誠，我勸你還是安份一點好，千萬不能這山看著那山高啊！”
李嘉誠對母親的勸阻早有心理準備，他理解經歷過苦難和飢餓的母親如何珍惜今天的一切，也同情她隨遇而安的宿命思想。可是李嘉誠的性格不允許自己庸庸碌碌混過一生，他一邊為母親擦拭臉上的淚一邊笑著說出自己的打算，他說：“並不是舅舅的錶店不利於我的發展，而是我其實並不喜歡修鐘錶。如果讓孩兒把不喜歡的事情做好，那真是無法做到的。因此我想，與其這樣為了生計讓我在錶店裡混日子，倒不如讓我放開手腳，到外邊去做我自己喜歡的事。阿媽，您老人家儘管放心，我已經長大了，再也不是從前在茶樓裡當小夥計的阿誠了。再說，經過這幾年的工作，我們手邊也有一點積蓄了。即便我跳槽以後暫時沒有出息，您老人家也不要怕。我保證，只要有我阿誠在，就有您老人家和弟弟妹妹們的飯吃。”
沒有誰比莊碧琴更瞭解自己的兒子了，她知道李嘉誠儘管剛過十九歲，還是一個稚嫩的孩子，然而他決不是一個沒有理想沒有主見輕易改變主意的草率年輕人。尤其是這一年來他在兄長開設的鐘錶店裡謀生，始終學不到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