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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與我同者。”參見吳學昭：《吳宓與陳寅恪》，清華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7頁。黃仁宇將法國大革命、俄國的十月革命以及中國的長期革命歸為一類，認為這三種運動“皆發生於在大陸性格的國家……”黃仁宇：《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年版，第363頁。
就法國的文化來看，勒龐認為其剛性太重，失之僵化。勒龐指出，在羅馬帝國末期法蘭克人入侵的基礎上形成了所謂的法蘭西文化。然而，在數個世紀的演化過程中，這種精神變得過於僵化，為法國大革命的悲劇埋下了禍根。勒龐將法國剛性的政治文化視為大革命發生的一個重要原因。其根本的理論在於，那些精神極為穩固、持久的民族難以透過不斷地演進來適應環境的變化，一旦它必須要適應環境時，它們不得不在猝然之間被迫激烈地改變自身，通常會爆發激烈的暴力革命。GustaveLeBon，ThePsychologyofRevolution，NewYork：G。P。Putnam*餾Sons，1913，p。62。勒龐指出：
民主革命失敗的病理分析——代譯序（9）
如果她再多一點柔韌性的話，古代的君主政體或許就會像其他地方那樣慢慢地轉變過來，而我們也就能夠避免大革命及其破壞性的後果了，重塑民族精神的任務也就不至於如此艱難了。GustaveLeBon，ThePsychologyofRevolution，NewYork：G。P。Putnam*餾Sons，1913，p。62。
然而，大革命卻採取了另一種革命的方式，以革命的暴力激烈地顛覆傳統，甚至到了常人難以置信的程度。更為弔詭的是，就法國大革命的本質來看，這是一場對古代希臘和古代羅馬傳統的迴歸。勒龐指出，人們對萊庫古斯、梭倫等等這樣的古代立法者非常熟識，甚至是如痴如醉，頂禮膜拜。勒龐對比了人們對18世紀哲學和古代哲學的態度，指出：
18世紀的哲學家似乎並沒有得到大革命時代的人們的高度評價，他們很少引用這些哲學家。由於受到希臘和羅馬這些古典記憶的蠱惑，新的立法者們重新閱讀了柏拉圖和普魯塔克。他們希冀復興斯巴達的政治及其生活方式、樸素的習慣和法律。GustaveLeBon，ThePsychologyofRevolution，NewYork：G。P。Putnam*餾Sons，1913，p。157。
在勒龐看來，雅各賓人浴血追求的正是那些古老的夢想。勒龐在提到議會的那些議員時，認為這些議員在希望破壞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