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心理學:法國大革命期間各色人群心路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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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強度的最高峰，成為暴力的發動機。

現代心理學的研究認為，多數人缺乏自我實現的強烈意識，甚至不知道想要些什麼，他們非常容易受別人影響，寧願追隨一個自信的領導者，而不願意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馬斯洛在加州做管理諮詢時就得出了與陀思妥耶夫斯基、弗洛姆和其他思想家一樣的結論：“許多人都害怕作出自由選擇，情願別人替他們作出決定。”［美］A。H。馬斯洛：《權力主義的性格結構》，載《洞察未來——A。H。馬斯洛未發表過的文章》，［美］愛德華·霍夫曼編，許金聲譯，改革出版社，1998年版，第236頁。

事實上，在勒龐的時代，持此觀點的人就已不在少數了。帕雷託認為，所有的個人從出生起就具備一種性情，要麼是“統治者”（ruler），要麼就是“隨從”（follower），而大眾註定會成為“隨從”，因為大眾既不能表達自己，又冷漠無情，不適合統治。

民主革命失敗的病理分析——代譯序（6）

勒龐認為，人民勒龐將人民分為兩種，“第一類包括農民、商人和各種各樣的工人，……第二類包括了那些具有破壞性的社會渣滓，這一群人受到犯罪心理的支配，是國家動盪不安的主要根源。”GustaveLeBon，ThePsychologyofRevolution，NewYork：G。P。Putnam*餾Sons，1913，pp。71…72。具有大眾心理的特徵。一方面，他們聽憑感情的衝動，而不是理性的指引。另一方面，他們輕信領袖的煽動而不是個人做出判斷。勒龐從大眾對領袖的盲從以及情感加速度兩個方面解釋了法國大革命中的暴力行為。

勒龐則從心理學的角度出發將情感因素融入對人們政治行為的分析中。他斷言，“迄今為止支配人類行為的還是感情和信仰……”GustaveLeBon，ThePsychologyofRevolution，NewYork，1913，p。81。在描述大革命中人格的心理特徵時，勒龐抽去了理性，反而以“仇恨”、“恐懼”、“野心”、“嫉妒”、“虛榮”和“狂熱”等情感特徵代之。

勒龐認為，法國大革命中人們的種種行為正反映了大眾的這樣一種心理。他認為，儘管在革命的過程中，人們透過追隨誇大了他們所受到的刺激，從而在革命中發揮了相當重要的作用，但是，如若沒有領袖，人民就無所作為，他們從來就不能引導自己的行動。在勒龐那裡，領袖成為大眾情感與意志的源頭，“如果沒有一個領袖，大眾就是一盤散沙，他們將寸步難行”。GustaveLeBon，ThePsychologyofRevolution，NewYork：G。P。Putnam*餾Sons，1913，p。105。正是領袖賦予群眾一個同一的意志，並且要求他們無條件地服從於這一意志。

勒龐認為，那些高明的政治家憑直覺洞察了這一點。他們知道，大眾過於敏感、輕信、缺乏遠見，只需要以斷言、傳染、重複和威信就可以說服他們。這樣，為了達到某種目的，那些領袖們首先要做的一項工作就是把“人民”抬到無以復加的至高位置。他指出：

不管是大革命時代的雅各賓派，還是今天的雅各賓派，無一不把人民這一大眾整體奉若神明，它不必為其所作所為負責，並且它從不會犯錯誤，人民的意願必須得到滿足。人民可以燒殺劫掠，犯下最為可怕的罪行，他們今天把自己的英雄捧上天，明天又會把他貶得一文不值，他們就是這樣。政客們一刻也沒有停止過吹噓人民的崇高美德、非凡智慧，並對他們的每一個決定俯首帖耳。GustaveLeBon，ThePsychologyofRevolution，NewYork：G。P。Putnam*餾Sons，1913，pp。70…71。

勒龐認為，人民主權原只是一句空話，那些革命者正是借重於“人民主權”的原則將他們的教條強加於人。就像米諾牛是國王米諾斯展現強權的工具一樣，“人民”只不過是一個工具，是人為製造出來以達成某種目的的工具。

民主革命失敗的病理分析——代譯序（7）

勒龐斷定，羅伯斯庇爾主義者就是這個嗜血之神的製造者，他們製造了一個摩洛神，需要不斷地以生人作為獻祭。這些羅伯斯庇爾主義者只要一有機會就會把自己的思想強加於人，他們試圖透過武力推行這些真理；異教徒被消滅乃是罪有應得。為了傳播他們的信仰，這些羅伯斯庇爾式的人物“完全沉溺於演講和斷頭臺”。